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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30，寂静的房间中传来阵阵响动。
踢腿、伸臂、弯腰、下蹲……94岁高龄的范自祥老人已经开始在客厅中做起“热身运动”了。半个小时后，老人背起几十年前买的“宝剑”，悄悄地打开了房门——天还没亮，小区中晨练的人们都还没有出来，老人独自舞起了太极剑。
从1935年8月参加红六军团开始，这位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警卫排长就养成了黎明即起的习惯，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长征路上，还是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老人晨练的习惯雷打不动，用他的话说是“生命成于运动，败于静止”。
全班战士归队一个都不能少
120平方米的房间宽敞明亮，却见不到任何奢华的摆设，入门处的一米见方的红色方桌还是范自祥老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亲手打制的。
老人一生淡泊名利，尽管是老红军、正局级离休干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4年他和老伴搬进这套房子前，竟住了几十年夏天没空调，冬天没暖气，取暖全靠烧蜂窝煤的一套不足5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
“我爸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如果不是那边拆迁，他还得住下去呢。”三儿子范汉国说，儿女们早就劝父亲换套房子，但老人始终不肯，并且定下规矩——谁也不能替他出头，给组织添麻烦。“他说自己就愿意住那儿，给房子也不搬。”
此外，范家的规矩还很多。
老人的很多战友都已经身居高位，但老人从来都不找他们办私事，也坚决不允许孩子们去找——上世纪80年代，应老首长王震将军的邀请，范自祥和几位老战友一起去北京王震家中做客，孩子们想陪着父亲一起去，被老人坚决予以回绝，“他啊，就怕我们跟首长提什么要求。”
因此，直到今天大家也不太了解那次聚会的情况，只知道当天吃的是捞面，王震将军问大家味道怎样，范爷爷一推饭碗说：“给我换大碗来。”
范汉国指着方厅里的红色方桌对记者说，他对这张桌子格外有感情，整个学生时代，他们哥儿几个放学回家都是围着这张方桌写作业的。
此次搬家，大家都想替换掉这张桌子，但老人坚决不许，在他看来东西有用就行，根本没必要挑样式、比品牌——老人一生都是如此——他是离休干部，可以享受医药费全额报销、乘公交车免票、进公园免票等多种优惠政策，但老人很少使用这些“优惠”，他的离休证放在哪里，全家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老爷子就怕我们拿走偷着用去，自己早就藏起来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范爷爷从来不吃任何药物和保健品，只相信体育锻炼。最近一次大额使用“医保”还是在两年前，老人突发轻微脑梗导致半边肢体麻痹。病发后，家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医生开出了一周用药，必须每天到医院输液，可老爷子哪受得了这样的“待遇”，耐着性子输了两天，就再也呆不住了，自己拔掉输液管，死活不肯继续治疗，说“还是自己锻炼管用”。“就是输液那两天，他也不是老实躺在那，而是整天在医院里来回溜达，我举着个输液瓶子跟着他！”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老人自己锻炼一个月后，竟然真的奇迹般康复了！
那天，当儿子儿媳前来探望时，范爷爷用麻痹的右手给他们打开了房门，然后大步流星地在屋里走了一圈，朝着他们狡黠地笑着，好像在说：“我说嘛了，就得自己锻炼吧！”
老人向来都是说一不二，他不想打针吃药，任何人都劝不动他，在整个大家庭中，范爷爷有绝对的权威，“我爸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威严。”范汉国认为这和父亲的军旅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5年8月，23岁的范自祥从湖南省澧县参加了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想“通过革命过上一种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老人家中兄妹四人，父亲早逝，他在7岁时就到地主家干活，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不说，还随时可能招来拳打脚踢。
几年后，母亲托人将他送到裁缝铺当学徒，但境遇并没有改变，全身上下都是新伤摞旧伤，老板和工头总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我就是想打倒土豪劣绅。”老人很少向家人讲述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每每问及他参军的初衷时，他总是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解释。在参军第六天，范自祥就领着战士们抄了三个地主和五个土豪的家。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以后，由于减员非常严重，部队进行了缩编，范自祥从连长直接降为班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满，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在天水的一场战斗中，范自祥带的班被敌人掐断了，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范自祥迅速把战士们拢在一块，一边不断给大家打气，一边寻找大部队的去向，经过一天两夜的行军，终于找到了红二方面军的收容队，战士一个也没少，归队后全班同志都得到了奖励。
贺龙巧设空城计成为范老教子经
范爷爷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家谈话，却听不到丁点儿声音。
1937年，范自祥在120师359旅担任王震的警卫排长。在敌人的一次进攻中，为了保证王震等旅首长所在的指挥所安全，他带领战士们奋勇还击，突然一个炮弹就在他的身边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范自祥震得不省人事，事后发现听力受到严重损伤。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双耳已经完全失聪，语言功能也在退化。但思维仍然比较清晰，晨练、书法、阅读都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八十多岁时还学外语呢，认识他的人没有不觉得新鲜的。”儿媳雷敏一边帮老人整理书房，一边说，老人从1988年就开始学习英语，起初是每天坚持学认四五个字母，后来就开始学几个单词，儿女、邻居、孙子女都是他的老师，孩子们用过的旧课本就是他的教材，那时他还能听到一些声音，因此家里总会出现这样一组镜头：年轻的“师傅”趴在须发皆白的“徒弟”耳边，使劲地喊着“ABCD……”
“徒弟”学着“师傅”的声音，高声念着“ABCD……”
“老爷子可认真呢，就是记忆力跟不上了，学得慢。”雷敏说，老爷子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书读得太少，因此才会对儿女们格外严加管教，并且也以身作则。
事实证明，爷爷的表率作用还是非常有效的，范家的第三代全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这让老人感到异常欣慰，尽管口齿不清，但在早几年的老战友聚会时，还会费力却格外自豪地说：“我们家孩子，都是大学生……”每个孩子考上大学时，爷爷都会拿出5000元钱作为奖励——说到钱，范汉国又打开了话匣子，老人一辈子仗义疏财，“发工资钱多都不行！”他说，有一次父亲看到工资条上多了200元钱，一再让儿子到单位打听，“到底多的是什么钱！”
“我爸认死理儿的事，谁也劝不回来，就像他这学习劲头一样，没人比得上，他总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聪慧的头脑，人生和打仗是一样的，需要动脑子。”上学的时候，父亲曾跟他讲过红二方面军“扎稻草人，摆空城计”的故事。
1936年3月13日凌晨，在镇雄以南的财神堂，红二、六军团遭到敌军围堵。总指挥贺龙根据分析俘虏口供和侦察来的情报判断，敌军已在四面构筑了阵地，红二、六军团回旋余地不过方圆30余里，已处于万分危险之中。
为了绝地求生，贺龙、肖克及军团领导人命全军轻装，将带不动的重武器和文件全部埋掉烧毁。在原阵地上扎了大量稻草人，又插上许多红旗，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当日夜，红二、六军团悄无声息地撤离，从国民党军留下的几公里宽的缝隙中穿过，冲破了包围网。直到两天之后，敌军才发现中了空城计。
当国民党军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了醒目的大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毛泽东主席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领导时说，“出贵州，过乌江，中央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方面军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折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最爱听《南泥湾》练一手好女红
在范爷爷的卧室里，有一个挺大的衣橱，前几年他总会把里面的衣服全都折腾到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然后把觉得不顺眼的挑出来，拉出缝纫机就进行一番改动——认识老爷子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征战疆场的铁血男儿，怎么会做这样一手好女红？
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范爷爷总是笑眯眯的，尽管他无力作出详尽的解释，但只要看到你的衣服上有什么需要修补的地方，立马就会戴上顶针儿，飞针走线——几十年来，全家人的内衣外衣，毛衣毛裤，棉袄大褂全都出自老人之手。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这首《南泥湾》是范家老少最熟悉的歌，随便叫出谁都能张口就来。“我爸爱听，一辈子就会唱这么一首歌，这歌是我们的启蒙歌曲。”范汉国说。
长征结束后，范自祥老人所在的部队被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王震旅长带领全体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范自祥当年在裁缝铺练就的手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就在去年，已经93岁高龄的范爷爷还把自己一件觉得不够合体的毛衣袖子拆掉，重新织好。就连五个儿媳和一个女儿当年结婚时的中式礼服，也都是老人亲手缝制的。
老人的拿手好戏还远不止这些，亲友聚会，范爷爷常常亲自下厨，炒上三五个拿手菜，让大家一饱口福。每逢端午，还要亲手包上一大盆豆馅、肉馅、红果、大枣的粽子，然后让老伴挨个给儿女打电话，来家里吃完后孩子们还得提回一大袋。
“他啊，本事大着呢！”老伴乐呵呵地说，她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福的老太太，因为嫁了一个“什么都会干的好人”。
其实，范老的老伴也是四几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5年组织号召女战士退伍，范奶奶没要求组织安排工作，回家照顾孩子，当了三十多年的居委会主任，而同时期参加革命的人现在都是离休干部了，老两口也不以为意。
“人啊，就要勤快点。”尽管一辈子没有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但范爷爷却对生活特别满足，他觉得只要不打仗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范自祥老人简历
1935年8月-1937年6月 红二方面军六军团战士、副连长
1937年6月-1949年2月 八路军120师359旅排长、中队长
1949年3月-1952年1月 西北野战军科长
1952年2月-1954年10月 西北军区速成班学员
1954年11月-1958年7月 总后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科长
1958年8月-1962年1月 天津化学试剂一厂厂长、总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
1962年2月-1980年1月 天津市卷扬机厂党总支副书记
1980年1月 从天津市卷扬机厂离休，享受局级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