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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低级稳定：“文革”末年的经济生活
一位1976年乘坐中国民航巴黎到北京航班的华侨乘客这样描绘当年中国民航的客机:机舱没有开足暖气，和当时国内居住习惯有关，急救须知和氧气口罩都以中文说明为主。
穿蓝制服梳小辫的服务员不说女士们、先生们和任何客套话，而是说:“同志们，旅客们，飞行途中请注意以下事项，一……二……完了。”结束飞行的时候也不会说“欢迎乘坐××航班”，而是直接站在机门口。这些都被认为是“好的民航”，因为讲究“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尽管如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惊奇地发现，在伟人的死亡和地震等灾难接连不断的1976年，经济遭到的破坏比起1966、1967年的动乱年代要小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国工厂已经习惯在极低的管理水平上低级运转，各级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中国经济只不过在低级的标准上稳定进行。”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
“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邵根才拥有一套同一地区12个不同年代的购粮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热天防止饭馊的办法，这样的字眼在1980年的粮本上才消失。粮本上有详细的粮食定量，体力劳动者最高，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平均下来有45斤粮食，而脑力劳动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学生还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标本和非标本：大庆和中国乡村
“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1976年仍然使用，《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尼尔在大庆采访，他和另外16家美国报纸记者是获准第一批来这里的美国人。他感觉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气候恶劣，野兽出没。但是这里的女职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妇女们正在运送一筐筐石头，用手工再把它砸成小块，来铺设新的公路”。
大庆妇女开采队都是18岁到25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她们以一种几乎像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她们的队长，一位“生机勃勃、能说会道的漂亮女人”告诉他:“我们能在井上工作，我们也能种田，我们能唱革命歌曲，我们也能打仗。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奥尼尔觉得她们不是在骗人，因为妇女们的油井在4年内生产了170万吨原油。她们除了开采之外，还种植了大量蔬菜，而且还积极进行民兵训练。
奥尼尔看见她们穿着肥大的绿制服，在严肃地打靶。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激励着这些女人，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个没有福利、充满艰苦的荒凉草原上。在那里，人们给他讲了落后妇女改造的故事。一个落后的个人主义的妇女，经过组织的批评帮助(他注明自己不知道是怎样指出她是落后的)，成为克服了一切个人主义思想的“铁姑娘”。
奥尼尔不知道，其实那时候的大庆相比起别的企业来，已经算福利相当好的了，他记录，当时工人工资从19美元到55美元，并提供公费医疗、免费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如果夫妻俩参加工作，则“生活还不错”。大庆因为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典型，一直是中央鼓励各地工厂学习的榜样。事实上，由于当时各行业工资水平相差不大，所以在工厂工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在中学工作的葛剑雄就羡慕工人，他们不用一天到晚政治学习，福利很多，可以发草纸、肥皂，夏天有冷饮，冬天还可以在工厂的公共澡堂洗澡。“在1976年的住房狭窄环境里，能在工厂的浴室淋浴当然是奢侈行为。”当时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为能接触到紧缺物资，更让人羡慕。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1976年，上海的爱民食品厂并入了冠生园食品厂，大白兔奶糖由原来的日产1吨变成了日产4吨，这种糖果自从1972年问世以来就很受欢迎，被作为礼品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圆听罐装的大白兔图案还作为美国当年的复活节吉祥物。那时候的著名糖果还有上海奶糖和结涟、百花奶糖，6颗上海奶糖可以冲成一杯牛奶，号称当时营养最丰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表厂也在疯狂扩大生产，不管出厂什么样的手表都不愁没销路。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生产速度，上海不少工厂把从前的办公室、生活房全部改为厂房，上海手表厂厂房没法扩大，就搭建了54个阁楼来生产手表，1976年年产500万只，“上海轻工业志”总结:涸泽而渔的市场行为使上海手表行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呈现疲软，80年代全行业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表还是一票难求的结婚必需品，手表厂的机器声在那个年代也彻夜轰鸣，只停止了几天，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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