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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遵义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
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
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支持下，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但博古、李德仍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红军长征·文献》，第1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同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同上，第194页)这实质上是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开始讨论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毛泽东的意见，并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表明，在长征这样一种没有后方依托、完全在新区流动作战并时刻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只会亦步亦趋照搬书本或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已经完全丧失领导中国革命冲破困境、转危为安的能力。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实际，深刻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且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切，决定了历史的潮流必然要将他推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聂荣臻所说，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遵义会议的光芒》，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纪念馆采访吴亮平的记录，1979年6月13日。转引自费侃如：《对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任职问题的认识》，《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陈云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充分表明，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遵义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进行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下，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博古等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旬，为适应作战需要，又在贵州鸭溪、狗坝(今苟坝)一带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当时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上述一系列组织调整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很难想象毛泽东能够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中共中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强调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面对优势敌军的“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决议认为：在战略转移与突围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内线作战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决议还对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作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遵义会议文献》，第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遵义会议决议中充分阐述并高度肯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创立的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思想的一整套红军作战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央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教条主义者否定和抛弃这些原则的直接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通过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深刻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把这些原则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作为党的军事路线加以确定。党和红军在付出惨痛代价后作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再一次深刻表明：要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自己从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和探索总结的规律性认识。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高度评价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不仅代表了全党的共识，也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对党和红军摆脱危境、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而红军仅有3万余人，形势比湘江之战更为严峻。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充分发挥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在赤水河两岸往返机动，用“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用“打”消灭敌人，为“走”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赢、走得了，使战争结局发生了与湘江之战截然不同的变化。通过高度的机动作战，红军不仅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夺取了长征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黔北，使党和红军脱离了危境。之后，又兵逼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而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场堪称经典的精彩活剧！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不仅使他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留下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红军指战员从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到遵义会议后“走的利索，打的痛快”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2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同上，第263页)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略转移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多枪多，一再向党伸手要权。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把党的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张闻天传》，第2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以保证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被有个人野心的人所控制。同时，当有的同志提出与张国焘进行公开斗争时，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还不适宜，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年谱》上，第46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方针、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南下时，毛泽东处变不惊，与张闻天、周恩来等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表示对张国焘仍应尽可能地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俄界会议因此决定，暂不公开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教育挽救。张国焘却变本加厉，于1935年10月5日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并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批评这一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并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毛泽东仍以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进行劝导，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同上，第502页)通过多方面努力，张国焘被迫表示接受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7月，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最终实现。
正确制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会上提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同上，第461页)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坚定表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驳斥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论调，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党的军事战略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山西、绥远为主要行动方向。这些意见得到张闻天等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正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红军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与朱德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又代表党和红军多次重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同上，第533页)5月5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同上，第551页)，并与朱德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尽快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中共中央于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工作的领导。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南京政府作为谈判对象，“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泽东传》，第409页)并且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判断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与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谈判的具体方针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挽救民族危机付出了极大努力。
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巩固扩大西北大本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陕甘苏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和内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影响苏区形势的稳定。为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军调集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加以歼灭。毛泽东和彭德怀抓住战役枢纽，正确选择战场，指挥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直罗镇一举歼敌1个师又1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缓和了苏区的外部形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为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原则。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同上，第370页)要求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还派出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为首的工作组，调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并叮嘱王首道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回忆录》，第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抓的同志因此而得以释放。当听说红十五军团中还有300多名鄂豫皖时期的“反革命嫌疑犯”没有做结论时，毛泽东指出，这些同志跟着党一路长征过来，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呢？他指示军团长徐海东立即给他们摘帽平反，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是干部的重新分配工作，并要徐海东亲自做解释安慰工作。徐海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这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使这批同志极为感动。徐海东回忆说：“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泽东，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徐海东：《生平自述》，第4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此外，毛泽东还就正确制定苏区土地政策、富农政策提出重要意见，对稳定人心、巩固苏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巩固扩大西北大本营，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正确方针，指挥红军于1936年2月底发起东征战役。在逼退国民党晋绥军、巩固陕甘苏区的同时，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要求东征红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毛泽东年谱》上，第53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红军在山西20余县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后来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又指挥红军进行了西征战役，把苏区扩大到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使西北大本营进一步巩固扩大，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总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不仅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和实行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是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职务之名却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围堵的情况下召开的。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转危为安是当务之急，来不及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错误军事指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职务上的安排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才由教条主义者手中转移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手中。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在实践中重新认识毛泽东后，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即使中央已经形成决定，也能及时吸收采纳并调整原有决定。关于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体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以党和革命事业大局为重的宽广胸襟。张闻天的民主作风曾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幽默地称他为“明君”。充分的党内民主，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能够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丝毫无损于张闻天等其他同志的伟大。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指导理论，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军事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和中央权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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