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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保尔与夫人接受采访后合影
1936年，一位生在天津的爱尔兰裔青年离开他在“五大道”的寓所，受派遣到英国上大学。本欲学成后返津任教，却因二战爆发阻滞了行程，海天相隔，一别竟是37载！1973年，他随团来华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在其后的旅途中，他参观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医院、大寨、上海和广东，抚今追昔，心绪难平，以至一次在火车上，他通过扬声器向车厢内的旅客用汉语说：“朋友们，我爱中国！”这时，一个军官一下按住他的胳膊，情绪激动地问：“你的话有天津口音！是不是在天津生活过？”
这话是问对了，37年乡音未改的这位老外，便是英国作家布赖恩·保尔。
布赖恩·保尔是近代天津博物馆创办人、作家航鹰及李玉林、杜仲华等此次在英国寻访的第一位天津“洋老乡”。
保尔家住伦敦西区的一座幽静的二层小楼里。按响门铃后，保尔亲自开门将我们迎入客厅。柔软的地毯、古朴的壁炉、盈壁的书籍挂画和一盏盏台灯，映射出房屋主人高雅而质朴的生活情趣。虽已银发苍苍，保尔先生却精神矍铄，睿智而健谈，一点儿也不像一位已经88岁高龄的老人。
说明来意后，保尔取出一本他的英文版新书赠给记者，书名为《湿地上的天堂》。这是一本描写保尔青年时代在天津生活经历的纪实文学，书的封面上选用了一幅描绘海河“皇会”的中国画，与英文书名中西合璧、相映成趣。保尔告诉记者，《湿地上的天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已再版两次，目前正由天津社科院组织翻译，中文版年内即可问世。
为何取名“湿地上的天堂”呢？
保尔说，这源于他与一位僧人的对话。当年，他在山海关邂逅一僧人，僧人问他来自何方，当他回答来自天津时，僧人说，天津是“天子的渡口”，也是一架通往天堂的桥梁。
保尔一家是上世纪初从爱尔兰移居中国的，父亲是天津海关的一名雇员，在保尔很小时便病死在南方，不久母亲改嫁，保尔兄弟进入法国人开办的圣路易学校，后转入英国学校。他们先后住在今泰安道和民园附近，均位于当时的英租界。
在保尔的记忆中，他所居住的那一地区有很多人力车夫，熙来攘往；兜售各种蔬菜食品的小贩的叫卖声终日不绝于耳。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外地来的说书人，经常在维多利亚公园讲述1900年义和团反抗外来侵略以及梁山好汉的故事。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梁山泊就在马场道的英国乡村俱乐部里，因为那里有大面积的池塘，又有很多中国百姓的敌人———英、法、德、日等国的士兵。让他们不开心的还有维多利亚公园里的戈登堂，那里的英国大兵和警察面目可憎，“规矩”又多，限制了天性活泼的孩子们的自由空间……所有这类生活细节，都写在他的《湿地上的天堂》一书中。
当记者询问保尔，阔别天津半个多世纪后，天津和中国给他什么新鲜感受时，保尔眼睛一亮：“当然有，而且很多！所以我再版的《湿地上的天堂》中，便增加了一章，写我重返天津的经历和感受。”
说到这儿，保尔回忆起去年他应航鹰女士之邀，来津寻访旧居的一件事。当年他在天津的一处住房已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毁坏拆除，现在变成一个小花园。他看见一对大学生模样儿的年轻伴侣穿过花园，穿过他的房屋旧址。他坐在椅上慈祥地观察着他俩的举止并与之攀谈。这次聊天使他相信中国青年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世界，表现得很自信、很有活力———“我相信，这也是天津的活力。这种情愫并非开始就有的。过去这里到处是贫困、压迫和难民，那时天津不是中国的，是八国联军的，现在的天津才真正是中国人自己的！”
临别前，记者请保尔通过今晚报向读者说几句话，保尔稍加沉吟道：“我从来没有幻想我的书会译成中文，所以非常高兴你们前来看望我，给我一个机会转达这一信息，请向我的天津老乡转达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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