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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是在做一次简单的加减法，而是一次乘法，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积极的收入分配新秩序。行政权力能否规范，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倍乘指数”。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今年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从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确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方针，到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国家明年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信息；从7月拉开的全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到《反垄断法》的呼之欲出……这场改革眼下已经进入实战状态。
各种“算法”应运而生。常听到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们互相打听：你们那儿工资涨了没有？老百姓关心着：那些月薪拿8000元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他们的薪水何时变得合理些？中低收入者何时能不愁看病、买得起房？
文章说，一些人把这次收入分配制度采取的“补低扩中调高”策略，看成是在全民中做一次“削富济贫”的加法与减法——于个人而言，这样的理解或许算不上错。让人不安的，是某些地方某些行业，似乎也在做同样理解，并把这种思维带入他们正在起草、完善的分配制度中。
中央强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尤其提得郑重。文章认为，这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既是为了获得结果的公平，更是追求起点与过程的公平。这个目标，远非简单的加法与减法可以完成。
百姓为什么对一些垄断行业意见纷纷？不仅是悬殊大的高福利、高工资，更在于其高收入的提高和维持途径，是建立在向公众转嫁成本等方式上进行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行业主动“减薪”却招致“作秀”质疑——如果不从反垄断的角度革除，有理由相信所谓的减薪，无非是一场“左口袋”与“右口袋”的算术游戏。
为什么公众对工资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公务员颇有微辞？因为不少权重部门还不时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住房、医疗卫生等方面获得一些“隐性福利”，对其他社会成员构成不公。
文章说，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今天，“均”已非“平均主义”的“均”，而是“均衡”之“均”，是财富创造机会均享与机制均等的“均”。如果改革无法触及利益分配的不公制度，所谓的全民低补、补贴困难群体等措施，恐怕仍会是治标难治本。
这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似一次乘法，它想建立的，是一个科学合理积极的收入分配新秩序。要想获得倍乘效应，当然需要多管齐下。不过，行政权力能否规范，是这道运算公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倍乘指数”。
这不仅因为行政权力作为“要素”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参与分配过程，已经并还在干扰收入分配的秩序，而且，对于一些部门来说，权力要素要想彻底退出，无异于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没有足够的勇气、规范的制度，难！
所以，当我们为各地正在推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全民低保、发放补贴的举措而欣慰时，更期待着反垄断的提速、“阳光工资”与“阳光行政”的推行，期待行政体制改革的跟进与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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