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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担心香港“九七”前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随后，他就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4月，受邓小平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国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1个月，重点是清肃“文革”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
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党内指示，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99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会对前途担心的，然而，对于准备向香港投资的中外大财东们， 1997却是个很近的年份。特别是人们最热衷的土地投资，虽然利润极大，却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二十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所以，1997这个年限已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们把资金只投向短期项目，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则不敢问津。
英国方面提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大量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早在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在香港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某种特殊方式继续存在。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
在总督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李强还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在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
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返回北京后，李强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
英国方面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将中英两国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此乃“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中国外贸部长对香港总督的邀请，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不会错过机会。它要抓住时机，让总督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1997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1997年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