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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回归不容置疑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离开香港，当日抵达广州。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的简悦强。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位正式来访的香港总督。
当晚，中方以广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为麦理浩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这次宴会的规模尽管不大，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等重要人物都到场了，而且对港督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情。
在广州期间，麦理浩与中方商量了有关早日开通穗港直通列车等事宜。26日傍晚，麦理浩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飞机离开广州，直飞北京。
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外交部长黄华、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3月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
在没有见到邓小平之前，麦理浩的脑子里早就装满了关于这位传奇式人物的轶闻。在他的想像中，这位在中共党内曾被打倒3次、又复出3次的人物一定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会见之前，麦理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邓小平当面提出1997香港问题。
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趁双方寒暄之机，麦理浩打量起眼前的邓小平来：身着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步履平稳、不缓不急，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余，看上去非常健康，全然不像75岁的老人。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慢慢地，麦理浩先前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消失了。邓小平语调平和舒缓，手势亲切活跃，眼睛里还不时闪出一丝愉快的笑意，这一切都使麦理浩觉得自己是在同一个智慧老人谈话。
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只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看到邓小平谈兴正浓，麦理浩终于耐不住心头的躁动：“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
邓小平用略显诧异的目光瞥了一眼麦理浩，便毫不犹豫地说：“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麦理浩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阵难堪的沉寂之后，麦理浩轻咳了一声：“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这个截止期限。
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