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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一直关注中国
《时代》杂志是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美欧亚等许多国家发行，每期发行量已达500多万，如此庞大的发行规模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该杂志自称其每期读者达3000多万，因此它的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主流人群的看法。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甚至说：“亨利·卢斯(《时代》杂志的创刊人)和他的杂志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
卢斯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不知这是否与《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感情”有一定的联系。自从1923年创刊起，《时代》周刊对中国“情有独钟”，并试图从中国国内的一点一滴中找出中国的下一步的动向。早在1976年1月，《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就介绍了邓小平，封面的大字标题写着“周的继任者邓小平”，右上角还有一句话：“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而1999年6月《时代》周刊则把中国看成“中美新冷战中的敌人”，在题为“下一场冷战？”的封面文章中，《时代》炒作起李文和案，封面上还有一句话：“这并不简单，中国的间谍丑闻告诉了我们原因”。
2005年6月，《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题，用20多个版面做了一组有关中国崛起的特别报道，导语则为“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谅解才是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连续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挑战。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曾报道说，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不再只是预言，而是个现实。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也认为，近两年来，西方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媒体和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等论著，使美国人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达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美国来讲，中国被认为是其21世纪两大挑战之一，首先是反恐，然后就是中国崛起。恐怖主义肯定完全是消极的，而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来说，争论较大，有人认为是消极的，也有人认为是积极的。
西方的担心将持续20年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专家陶文钊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注意到《时代》周刊这篇文章“积极的调子”。他每年都去美国，就他自己的感觉，2005年算是一个分水岭。当年9月，佐立克提出了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虽然一部分美国人仍然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并不奇怪，而且可以预见，这种观点在未来20年里将继续存在。可能关于中国的有些担心消除了，但新的担心又会出来，比如最近美国对中国海军力量的担心，以前这种担心就是没有的。不过，现在美国发出的声音越来越理性，“遏制”这个冷战时期的词逐渐被抛弃。
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逊则认为：“中美双方都在学习。中国在学习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强国，而美国则在学习如何回应、认知这个成长中的强国。”
中国人应转变自己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速度和选择，其他国家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达巍认为，中国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人口多，国家大，发展不平衡。中国既遇到了一些大国面临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不过，这也是中国的一个资本，这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想法都能理解。
另一方面，把21世纪称作是“中国世纪”，实际上意味着风险与挑战并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当中国的发展到了足以让世界另眼相看的地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比西方主流媒体如何看我们更重要。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国际近代史，一些中小国家的兴衰可能会取决于外部，比如被大国灭亡、因灾害被摧毁等；但没有一个大国的兴衰是被外界所左右的，除非自身出现动因，促进它的成长或者导致衰败。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影响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如果我们自身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外部的麻烦和威胁都是可以应对的。
王逸舟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当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具备这个时期的大国所需的特质，比如公民的素质和教育水平。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可畏而不可亲”的国家，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如我们的旅游者看上去有钱，但是在如何遵守国际文明通行的惯例和做法，显示大国公民的风范方面却仍有缺失。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公民的责任心和自主意识，那么这个国家未来必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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