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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救助缺乏法律依据
在诉讼要求赔偿无果后，尹行巧、韩传鹏等人把希望寄托在当地政府的救助上。尹行巧一直认为，丈夫在铁瓦殿工作期间被杀害是因公殉职，要求获得抚恤金。
不过，汉阴县民政局让她去找平梁镇民政所，平梁镇民政所的负责人说：“熊万成是自己去的，我们不管，去找上级。”这个事情至此悬而未决。
而韩传鹏则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请求：一是将父亲迁葬，要求解决5000元；二是请求民政部门为母亲解决五保户；三是解决父亲死亡金1.2万元。同时，受害人韩阳富的妻子、韩传鹏的母亲吴必联也向汉阴县政府提出了生活救助申请。但韩传鹏说，他们的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记者了解到，对邱兴华的伏法，受害人家属们似乎已经不太在意，他们没有因此感到多少安慰。他们不知道专家和学者间关于邱兴华的争论，也不关心何冉凤“讨说法”的举动。只是家庭顶梁柱突然倒下后的巨大生存压力，和对救助的期盼与失望，让其中一些人开始有些焦灼、激愤。
对于众多被害者家属提出的救助请求，当地政府并没有公开给出答复，不过一些政府官员私下透露，他们虽然很同情受害人家属，但“受害人家属的困难由政府解决缺乏依据。”
从“被告人时代”到“被害人时代”
我国在刑案被害人救助上还是一块空白，受害人得到的“胜利”往往是“一无所有”。建立受害人救助制度刻不容缓
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过“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的观点。但是40多年过去了,像尹行巧、韩传鹏这些“被遗忘的人”却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国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预测，我国每年刑事案件的立案在400万件以上，约100多万个案件的刑事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补偿。
这些“被遗忘的人”较早引起传媒注意的是发生在3年前的马加爵案。马加爵的经济条件甚至不如邱兴华，他除了一些书和衣物、被褥外，身无一物。
杀戮案凶手大多不名一文
该案一审开庭时，四位被害人家属从广西、陕西等地赶到昆明，他们同样是家徒四壁，希望得到民事赔偿。当时，来自北京、上海、广西等地的律师曾经发起过一次捐助活动，一度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最后，作为案发地的云南大学也给几位遇害者家属提供了一定数额的补偿。
2006年以来，特大凶杀案、“灭门案”频频发生，制造一场场杀戮的石悦军、邱兴华等人，几乎都不名一文，人们都不敢奢望这些人能作出任何赔偿，这再次引起了公众对刑事受害者国家救助制度的关注。
人们的忧虑不无道理,北京市某中级法院一份统计数据显示,614起人身伤害案件中只有64.3%的人得到了赔偿,其中有10.8%的人并不是从罪犯那里获得的赔偿。
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曾指出，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在被害人救助上我们却还是空白，受害人得到的“胜利的果实”往往是“一无所有”，陷入了无期的等待。因此，建立受害人救助制度刻不容缓。
“被害人时代”正在走来
而在四川大学副教授伍长康看来，从“被告人时代”向“被害人时代”的转变，意味着“被害人时代”的到来。“被告人时代”是从人权保护出发强调被告人合法权利；“被害人时代”则是从“生存权”出发，强调被害人及其家属赔偿和救助。
据伍长康介绍，关于刑事受害人赔偿的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比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要窄。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早就有规定。但那时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罪犯进行经济赔偿。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大大提高了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但是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并无更大改变。特别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饱受诟病。
但是，即便是少量的赔偿，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得到执行。
对此，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思鲁认为，这一状况会导致被害人家属成为刑事案件的“第二被害人”。
让凶手免死换3000元赔偿
王思鲁告诉记者，在他十年的执业生涯中所办理的50多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经过法院判决进入到执行程序没有一起案件最终得以执行！唯有的一起，也是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和死者家属调解，最终被告人赔偿了3000元，但其前提是死者家属需向法院呈交一份“求情书”。也正是这份3000元换来的求情书最终使被告免于一死。
去年，青岛等城市曾经做过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的尝试。其资金来源于税款、政府财政部分开支、其他犯罪罚金等等。
“不过，千万不要认为获得了救助就是获得了一大笔巨额的赔偿，能够让刑事受害人回到以前的生活水平就不错了，救济和救助毕竟是救急而非救贫。”伍长康说。
王思鲁告诉记者，即使在少数案件中，被害人家属得到了部分的赔偿，比如在杀人案当中，死者家属得到几千元的赔偿，但这对于“顶梁柱”倒塌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因此，建立与司法赔偿体系并列的国家救助体系势在必行。
建立国家救助体系已成熟
赵国玲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理论依据上看，公民受害，国家没有尽到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就有必要保护和救助处于弱势的公民，因此，在公民受到伤害时，国家也有责任进行救助和补偿。
“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救助和补偿体系，包括社会福利说、社会保险说等等，但是我更倾向于国家责任说。”赵国玲表示，各国对此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
另外，各国的补偿和救助资金来源也不同，有些源于国家税收、国家财政或专门设立补偿基金等等。“目前，我国建立刑事受害人补偿救助体系已无主要障碍，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提出要促进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因此，无论是从立法和理论依据上，还是从现实情况上看，建立这一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赵国玲说。
实际上，在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就建立了刑事受害人的救助体系，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设立刑事受害人救助专项资金。
救助款来自国家救济金
“我国台湾地区，专门设立有政府救助基金，刑事受害人得不到被告赔偿的时候，可以申请政府救助基金获得赔偿。不过，并非每个刑事受害人都能获得救助和赔偿，基金会会审查刑事受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财产状况等。确认这个家庭或者受害人确实具有巨大的经济困难，或者陷入了极端贫困的状况，才能获得救助和赔偿。”
另外，有些西方国家将对刑事受害人的救助和赔偿列入国家救济金项目。比如，澳大利亚等国家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车祸、医疗事故受害人和刑事受害人的赔偿。有些医疗事故医院处于无责状态无法赔偿的，遭遇车祸，肇事者逃逸无法追究责任，或者受害人没有购买保险的，以及刑事受害人无法获得被告补偿的，均由国家专项救济基金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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