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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比惩治更困难更复杂
任建明认为，成立专门机构，还应有另一个原因：“预防工作遇到的权力阻力更大，技术的复杂性也更高。”
“查办腐败案件会遇到阻力，有时阻力甚至还比较大，因为这是权力与权力的较量。”任建明说，“但是，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预防腐败也会有阻力，甚至阻力更大。”
事实上，预防腐败往往就是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任建明举例说，在2001年12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就提出了3项重大改革措施———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后又增加了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共5项重大改革措施。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项，经过4年的努力，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达到了国务院部门全部审批项目的50.1%，并直接推动了行政许可法的顺利颁布实施。
任建明表示，正因为预防腐败涉及的面如此广泛，牵涉的利益群体如此之多，使得“预防的阻力也就更大”。从技术的复杂性上来说，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相比，也更复杂、更困难。因为要查处的毕竟是已经发生、有踪迹可循的案件，而要预防的则是尚未发生、并要努力使之不会发生的事情。
预防腐败成效初步彰显
事实上，预防腐败的效果已经初步彰显。
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以来，每年查处的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在总量上是逐年下降的。2006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严重违纪并且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
据中纪委连续多年问卷调查结果统计，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只有32.8%；到2003年，这一百分比超过半数达到了51.9%。
来自中纪委的数字表明，2006年共查处“跑官要官”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者424人。严肃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规范津贴补贴工作纪律，共查处违反有关政策规定的单位491个，涉及违规金额2.55亿元，2666人受到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共查处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领导干部1269人，违纪金额5448.37万元，有23534人主动上交款额1.27亿元。
并不意味会削弱惩治
“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这是在2005年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传出的声音。
2006年，一系列贪腐大案被揭开，从地方到部委的高官都有涉及。包括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亦被宣布“双规”。据中纪委统计，2006年共有7名省部级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2月13日中纪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干以胜语气坚定：“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如此多的高官受到惩处，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人们由此看到了中国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闫群力告诉记者，他曾在国外考察过，“国外在反腐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都没有这么大。”
但人们也从另一方面看出，中国的反腐败形势非常严峻。
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称反腐败形势严峻的理由被一一列举：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比较严重，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分析人士指出，“构建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历史课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
承载厚望更要不辱使命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预防性反腐败机构职能的表述是：实施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同时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
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加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几个要点是：“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加强制度建设”，保证现有制度的“贯彻落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任建明表示，具体方案还不清楚，但毋庸置疑，这个专门机构的“规格会比较高”。“我个人看法，这个专门机构应该整合现有力量，研究预防腐败的基本规律，总结我国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审慎组建该机构会比较好。”
闫群力透露说，机构已经进入具体筹备阶段，人事编制等具体问题还要相关部门批准。
谈到对这一专门机构的预期，任建明的态度变得审慎，“期望值可以很高，但从现实出发，不是说一成立这样的机构，预防腐败的效果就能马上显示出来，这中间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研究。
任建明所说的“具体问题”包括：机构本身的权威性如何确定？授权是否充分？预防计划不被执行怎么办？相关力量是否整合合适？同时还有机构本身的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工作范围和程序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明确。
“只有做好这些具体工作，才能让这个机构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辱使命，使我国朝着取得反腐成功的方向前进得更快。”任建明说。
“但不管怎样，建立系统的反腐败体制，组建职责明确的专门机构，强化教育预防环节，是中国反腐败的大方向。”反腐专家乐观估计，成立专门的预防腐败机构，有助于集中精力制定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确保监督的连续性，减少因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
干以胜坦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要在短期内根治腐败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这个机构的建立，我们相信，预防腐败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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