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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06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领导人合影。
2006年世界外交舞台上跳动着“和谐”“合作”“民主”“人道”“平等”的音符，唱出这些音符的是中国。冷战结束、苏东巨变后的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发生变化；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正在启蒙世界走向新的旅程。新加坡《联合早报》不久前就此刊发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2006年世界外交旋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可能选择“现实主义”。布什政府在中期选举中遭选民“教训”后，开始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问题上采取量力而行的策略，单边主义让位给多边合作。
欧盟国家在全球变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理性和进取心，没有在“知其不可为”的领域摆出“大牌”的架子。像英国这样紧随美国的国家，也在萨达姆被绞、中东和平等事务上弹出与美明显不同的曲调。
日本鉴于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考虑，主动向中国示好，两年多的“外交冷战”正在解冻。尽管从历史问题到军事战略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已很明显。
俄罗斯的“石油牌”玩得过大，在引起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强烈抵制后恢复冷静，刚签署的与白俄罗斯的原油进出口协议，向邻国和欧洲输送低关税石油，是俄外交在畅饮“伏特加”醉后清醒的标志。
南美、非洲国家则依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以更独立的外交政策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即便是“桀骜不驯”的朝鲜，也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有所克制，至少已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善意型”外交
当“中国制造”拥挤在海关急于登上远洋货轮时，当更多的“中国制造”需要输入能源才能流出生产线时，中国的外交先行了，主动出击于全球各个角落。
与盛行于世界半个世纪甚至数百年的“力量型”和“利益型”的外交不同，中国新的全球外交充满善意。“善意型”外交不排除利益争取，也不排除政治钳制力，但高高在上的总则是“睦邻”“友邻”“富邻”。这里的“邻”既指美洲、非洲、欧洲不接壤的远邦，也指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等接壤或隔海相望的近邻。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其实“邻国”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态术语。
“善意型”外交的第一特征是急友邦之急，以诚恳的行动“雪中送炭”，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穷国。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这是欧美歌星和社会名流呼吁20年而八国集团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由政府主动实现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是体谅非洲的贫困，帮助“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没有境界，也不浪漫，只显得落伍！
“善意型”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充分理解有敌意的国家的苦衷，化解误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朝鲜核试射后，中国反对美国对朝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硬制裁计划，却支持联合国通过柔性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这既给朝鲜悬崖勒马的机会，也体谅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的困境，终将把气氛紧张的争端疏导到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径。
日本新首相安倍就职后，中国政府体谅其急欲通过外交突破树立政治信誉的愿望，也考虑了日本民间对“靖国神社”的复杂感情，中方从大局出发，以宽厚的气度导引出中日外交冷战的解冻，促成两国在经济和东北亚区域安全上先行合作。中国对日的善意外交并非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将会平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善意型”外交的第三个特征是力争在与各国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自如地表达支持和反对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敌国”与“友邦”的划分，同样也超越了西方“大棒”与“胡萝卜”交替使用的策略。
赢得世界尊重
中国主动出击的善意外交，赢回的不仅是世界的尊重，也是丰硕的外交成果。去年，全球各国首脑中有一半到中国访问，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与中国对话。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疏通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络；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更友好地走门串户，经济和文化合作越来越火；中非合作论坛吸引了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北京，居然比非洲首脑会议的出席率还高；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白宫把三分之一内阁成员派往北京，强大阵容中显现着“中国的重要性”；欧盟目前又开始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外交实践是卓有成效的，正如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所言，“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把球投在他手中的球员”。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要和媒体，都承认中国全球外交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水平、交往频率和不菲成就，但在解释中国外交成就背后的思想内涵上，很多人是没有触及到本质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专家。
“和谐世界”理论
“善意型”外交实践的背后是“和谐世界”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既成定律，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中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能聚合全球人。
“和谐世界”思想，“和”的是人类文明成果，致力“谐”调出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和平竞争的新世界。
它把民主国际化，无论国大国小，国强国弱，都尊重其主权和国格，维护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以“礼”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在外交运行中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和博爱精神，去掉种族、贫富、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标签，以大写的人的眼光、人的方式去处理国际争端，争取利益，不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霸权主义、武力主义和强盗逻辑等非人道做法相反；在国际关系中倡导自由，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自由地发展贸易，自由地追求幸福，只要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规则就好。美国在外交上叫嚷“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中国在外交上实践“民主、人权、自由、法治”。
毋庸置疑，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思想正在启蒙世界，正在说服朋友、影响敌人，好说好商量，和气生财，平等互助，以义托利。但是，这种启蒙作用能否持续地发酵，进而影响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认同和谐世界观，改变功利至上的外交思维，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国内“和谐社会”实现得越完美，就越能激励世界走上和谐道路。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速度越快、力度越深，将会更有底气在外交上推行和谐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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