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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而言，它们是中央，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对中央监督机构而言，它们又与自己平级，监督难免“灯下黑”，这种重权在握而又监督乏力的局面，造成国家药监局乱象丛生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一把手的腐败，而在于利用公共政策制定权，将部门利益凌驾在公共利益之上。制定政策周期长，成本高，甚至扭曲了最初的目的。”
“整体上缺乏控制，个人腐败就不足为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这样概括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与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局前局长郑筱萸的落马。
邱晓华案的具体细节尚未披露，而郑筱萸案已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媒体近日亦接二连三“补报”郑的丑闻。
2003年，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和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案相继被查处，汪在媒体上发表《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引发广泛关注。
3年后，汪的疑问并未得解，陈良宇的倒掉即是明证，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号正在迅速放大：
谁来监督类似药监局这样的中央部委？
位高位低，有审批权就行
“(中央部委)权力太大，运作又不规范，”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举例说，统计局统计监督的权力就不小。
“技术上并不难，很多统计只要有1000个样本就足够准确了，但为什么要搞‘万人评估’？所以规范制度不够，统计结果就很容易被操纵。”而统计数字的好坏是与官员政绩挂钩的。
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这般对媒体解释科研“潜规则”：一个同事到北京跑项目时，到一部委看他们办公条件很差，马上掏钱帮人家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课题自然就到手了。
事实上，即便如此，国家统计局等单位也一直被视作“清水衙门”。按照毛寿龙的分法，还有一类部委掌握很多的资源分配权，譬如审批权与公共财政配置权。
国家药监局无疑属于此类。
2003年SARS最严重的时候，郑筱萸曾接受媒体专访，谈及特殊时期“特事特办”，把与SARS有关的药品、试剂都纳入快速审批通道，所需时间不到过去的1/10，他当时表示，一般药品的审批时间在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不过，到了2006年，已经很少有人相信药监局在审批上的“审慎”。在记者采访的若干专家学者中，有两位都直接引用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数字：2005年，国内审批新药一万多种，以工作时间计，12分钟审批一种新药。
中国药企研发水平低下，而“新药”的定义也并不要求都含有新的成分，“你要真弄出一个创新药，药监局也未必敢批。”曾在珠海某医药集团工作多年的北京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波说。
媒体报道，中国绝大多数“新药”都是仿制药。“仿制药多，绝不是坏事，反而能有效降低药品价格，问题在于，你把仿制药认作‘新药’。”汪波说。而对于药监局来说，从众多成分相同的仿制药中选出哪种作为“新药”批给企业，大有学问。
有知情者对媒体表示，药监局对注册证书明码标价，快的是多少钱、慢的是多少钱，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
“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200多万元，好一点的1000多万元，‘换马甲药’(换包装换名称但不换内容的药)便宜，5万到20万。有家企业一周报了两个新药。”
汪波则回忆，曹文庄(原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局药品注册司司长)以前来广东时，药企都“把他当皇帝”。据汪的了解，药企向药监部门“进贡”分“现期”与“远期”，前者一般是送购物卡，后者则是请官员或者官员家属参股。
事实上，由于负责审批权的具体执行，即便是中央部委“小小”的处长，在地方的权力也并不亚于司局长。媒体早先报道，国家某部一处长，“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前来拜年的地方领导极多”，排场之大，令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不过汪波强调，多数药企捧场，亦是出于无奈，他们私下里也会“预测”谁会出事，但当记者问及为何少有人举报时，他反问：没有博弈机制，谁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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