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主导两国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政府带头在西方掀起反华浪潮和制裁中国。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经历了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考验。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执行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对中国施压。但中国没有放弃原则，而且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吸引着各国目标，当然也包括美国。
“苏联的解体似乎把中美合作的基础也带走了。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中美之间互为对手的状态又重新出现。但由现实主义主导的两国关系，注定会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中前进。”沈丁立说，“因为中美对抗的代价，无论之于哪一方，都太大。”
高层互访丰富内涵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在1990年代初日益提高。1993年11月和199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两次会晤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中美元首会晤的推动下，两国关系终于逐步走出低谷，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其间发生过中国使馆遭炸和撞机事件，但中美关系仍然向前。
1997、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成功互访，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年底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消除了困扰两国关系十多年的一大障碍。
如果说，35年前的中美关系仅仅限于对抗苏联威胁而结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已远远超越了对付共同敌人的范围，从战略安全与政治外交扩及到了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合作，从亚洲地区扩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于整个世界。
那纠缠不清的人权问题、动不动就拿来卡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用《与台湾关系法》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被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致力于反恐与解决朝核危机等更为广泛的合作所取代。从中美关系的内涵与形式来看，也越来越趋于成熟。两国已经建立了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高层交往频繁密切，能就双边与共同关切的广泛问题进行坦诚交谈，达成协议或保持默契。
成为利益相关者
尽管“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仍有相当市场，但是作为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强调共同利益与加强相互合作的层面是主要的。现在，白宫与国务院对中国的定性称谓既非“战略合作伙伴”也非“战略竞争关系”，而是中性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这一思维。
佐利克提出的概念被看作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向的一个迹象，立即引起美中人士热议。
如今，虽然佐利克已经辞职，但去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布什本人在致欢迎辞中也亲自提到这一概念，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获得布什首肯。而新任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刚刚上任，就立即开始中国之行，与中国继续举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
也正是在去年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时，中美双方就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确定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这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重大国际问题加强合作
中美既寻求当前合作又着眼于未来的防范，但作为合作基础，都力求不挑战对方的重大战略利益。中美两国的贸易额从1979年建交时的20亿美元增长为现在的2000多亿美元，不到30年增加了100倍。中国的廉价商品已成为美国保持低度通胀、减少财政赤字与美国家庭开支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资金、科技与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大量劳力就业的重要依托。而且，两国除了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其他形式和层次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已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和三次战略对话，今年还将举行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四轮战略对话。
中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更加紧密、有效，其中围绕“朝核危机”的协调与合作最引人注目。2月13日达成协议的朝核问题第五轮六方会谈就是一次成功例证，美国国务卿赖斯也特别感谢中方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如当年为尼克松“破冰之旅”开路的白宫重臣基辛格说的，“我了解我们美国领导人，他们也不希望冷战。我们两国关系将会继续建立在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基础上，因此，中美关系除了向好的方向发展外，不可能向别的方向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