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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风险评估是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
杨诚：这是行政程序，是由移民局决定的。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评估人对结论不满意，可以提出司法复议，推翻评估，再重新评估，如果对评估还不满意的话，又得去评估。
中国青年报：这样循环反复地评估，难到没有一个终结吗？
杨诚：那倒也不是。评估的结论通常会被起诉，起诉后将进行司法复议，如果联邦法院确认了评估结论，认为没有错误，那么，联邦法院将办理上诉，之后就可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如不受理，评估又将打回移民局，移民局便可执行驱逐出境了。问题是，评估的结论经常会在司法程序中被推翻，一旦推翻，又得重新评估，之后还要再进行司法复议，这就是无法终结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法律程序如此耗时费力，是否也由于中加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理念相差太大？虽然中国法律界(比如您)曾努力做过很多解释性的工作，但由于积重难返，成效并不大？
杨诚：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加拿大司法部门本身的问题，包括法官所接触的资料。首先是他们从媒体所了解的中国人权纪录的报道，而这些报道中有一些是不客观的；其次，他们不得不考虑律师源源不断提供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在国际媒体上被大量引用，都是比较负面的。在法官这边，不管资料是否可靠，都得考虑，考虑就得耗费时间，再加上开庭的时间、评审的过程以及宣判的日期都没有规定上限，这样就导致时间拖得很长。
中国青年报：据您所知，中国政府目前是否已经参与这个案子？
杨诚：中方已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而中加两国同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加拿大方面已收到中方通报高山外逃的信息。
中国青年报：加拿大是司法独立国家，该国警方是否对此案无能为力？
杨诚：是的，警方只能给司法系统提供一些证据。
中国青年报：如果笼统地说，中国贪官热衷于逃往加拿大，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加拿大在态度上和制度上对于难民及移民较为宽容；第二，一旦发现当事人存在犯罪事由，在引渡或遣返的过程中，加拿大的司法程序特别复杂。不知道您是否认同？
杨诚：第一点我比较赞同，第二点还有待商榷。其实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并不复杂，只是很消耗时间，手续特别繁琐。
中国青年报：即使是很耗费时间，也总有解决的一天，这又如何解释呢？
杨诚：所谓夜长梦多吧。耗费的时间过长，就很可能发生变数。
中国青年报：如果让您解答一下中国贪官外逃加拿大的原因，您的看法是什么？
杨诚：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原因。这帮人如何能够携带大量赃款外逃？如果他们逃不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是人逃了，赃款带不走，他们在加拿大也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他们要聘律师，还得将官司长期打下去，好延长在加拿大的时间。他们被放出来后，软禁或进行保释，都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后盾。拿保释来说，每个月得花八万到十万加币聘请保安公司监管他们。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出自国内，这是最关键的。
第二个原因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在处理外国逃犯事务的法律制度上是有问题的。虽然加拿大政府在处理这些人的立场上很坚定，但效率不高。这在客观上导致罪犯在加拿大至少可滞留3年到5年。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中加之间的法律制度差异太大，以至于双方的司法人员和办案人员对对方的制度缺乏信心。中方不少人以为加拿大故意拖延时间，想让对方难堪，而加拿大方面又对中国的制度琢磨不透，因为讲的话、办的事不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双方的司法界没有交流？
杨诚：交流是有的。我在加拿大十几年，促成的中加双方交流的人就不下几万人。但随着交流的深入，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这主要是根本理念之间的差异。中国人认为，贪官判死刑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加拿大人认为，对非暴力犯罪处以死刑，简直是天方夜潭。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等等，都有关系。
如果是欧美等国家与加拿大发生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了。同时，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长时间的打官司，对人力、物力的耗费非常大，对他们也形成了不小的负担。而且，出于对赃款免于被冻结的考虑，赃款在加拿大本国的消费并非大头，而是被贪官们转移到“安全”并方便他们使用的地方，如东南亚国家。这些钱会由那边的人利用捐款等各种名目，转移到贪官手上。
中国青年报：这些钱是怎样转移到国际地下钱庄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金融监管系统存在漏洞？对于涉案人员出入境，是否应加强管理？
杨诚：现在国内对于人员出入境已经放开了，不那么管人了，这是进步。但是，钱是如何被弄走的，国内却着实不太清楚。国家早已明文规定打击地下钱庄，公安部也曾专项打击，但他们仍然很猖獗。
像高山这样一个分理处主任，竟然在一夜之间卷走10来个亿，并且在他潜逃之后才被发现，我认为这暴露了金融系统千疮百孔的状况。大批的外逃分子将巨额资金转移走，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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