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方永刚
方永刚教授精干敏捷，大嗓门，尽管身患重症，依然激情四射。甫一接触，记者便被他昂扬之气所吸引：他生命力为何如此蓬勃坚强？
“我是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
——方永刚
直到现在，方永刚的梦境，还会出现儿时的贫困时光。
1963年4月22日，方永刚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那地方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他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父亲要陪地主挨批斗，又要下地劳动，一个劳动日工值7分钱，加之兄弟姐妹七个，人多粮少。方永刚的母亲做饭时愁得直哭：咋才能让孩子吃饱啊！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激发了方永刚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命运的雄心壮志，开始发奋读书。当时家里没有电，全家只有一盏油灯，母亲做饭、缝针线要用，方永刚只有充分利用白天在校时间抓紧学习。两年高中读得十分辛苦，家里困难，他只好和一个同学合伙买菜吃，两个人一个月只有4元菜金，买不起菜就用酱油将就。饶是如此，他一天要学习14个小时，硬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
到上海报到那天，父亲送方永刚去火车站，路上不断地叮嘱：“这辈子不要忘了邓小平。”提起这事，方永刚说：“邓小平同志逝世时，我哭了一个礼拜。因为他给我指出了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我是带着感激的心情在哭。”
在大学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籍，感觉自己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学校给他救济被，给他救济钱，给他甲等助学金，每个月23.5元，使他安心读书。这一切让方永刚极其感激，把时间精力尽情用在学习上。
方永刚大学毕业旋即入伍，成为海军大连政治学院的一名政治理论教员。父亲拿着他参军的喜报给全村展示，逢人便说: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的这个路线是真正的好路线，如果现在再过不好生活，不怨党不怨国家，只能怨自己。后来方永刚家里有好几个人入了党，还出了好几个大学生。他老父亲到去世都感谢这个社会。
由此，人们不难理解方永刚这句话:“我是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
记者在他的部分藏书中，看到一本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书已破损，封面中间手指抓握的地方已快磨穿，泛黄的纸张上写满心得。而今20多年过去，方永刚一直珍藏着这本文选。
1983年版的《邓小平文选》早已被方永刚翻破。
书中随处可见方永刚的批注与体会。
一书本，浸透方永刚对党的创新理论浓浓的情感!
方永刚把自己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心路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感恩中跟进；第二个阶段是在知责中奋进；第三个阶段是在快乐中奔跑。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心路历程，就是10个字：与时代同步，与真理同行。”
方永刚几乎是以奔跑的速度追赶党的理论创新的步伐。能在最快的时间里讲解党的创新理论，他都会特别兴奋，心情也特别舒畅，讲起课来就更加得心应手。
20多年了,他对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中央领导的每一次重要讲话，都及时学习和研究，尽快理解和掌握。
20多年了,只要有新的理论书籍出版，他都以最短的时间买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
近10年，他坚持天天看报、上网、看电视新闻，及时了解国际国内时事变化和理论动态。
2003年7月底一个凌晨1点多，正在网上查询资料的方永刚突然发现，胡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发展、“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个发现令他兴奋不已，随即抓起电话向教研室徐明善主任汇报，准备第二天就把这个新思想带进课堂。谈话声惊醒了熟睡的妻子：“又没有打仗，深更半夜的有啥重要事要说？”而方永刚越说越带劲，直到徐主任答应为止。第二天，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成了学员们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这样的事，在方永刚教学生涯中不胜枚举。他时刻关注着理论的前沿动态，每次党中央重大政策出台，方永刚总是率先将其充实到自己的讲稿中。
方永刚说，让学员在第一时间学习掌握党的最新理论，是政治理论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到大连舰院政治系21年，方永刚讲课的门类是最多的，从最先的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到现在的政治学，共有10多个门类，连年获评A级。最近5年，方永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高质量攻克7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题，主编16部理论专著，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演讲数百次。
做这么多工作，激情从哪儿来？方永刚说：我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坚定信仰者。宣讲我党的创新理论，哪怕是五分钟的课我也充满激情。激情从哪儿来？激情从热爱中来，从使命责任的感悟中来。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推托不掉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讲好每一堂课”
——方永刚
复旦校友刘季平至今还记得方永刚苦读的情景：“当时我们住的6号楼，寝室里每天晚上10：30准时熄灯，走廊上的照明灯彻夜不灭。每晚熄灯后，总能看到他捧着书本，就着走廊上昏暗的日光灯夜读。”
大学时代，方永刚认真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毛泽东四卷。他喜欢从理论高度思考中国命运的问题，把主攻方向放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他穷根追底:洋务运动试图从物质、产业方面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从制度方面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没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我们从思想理论层面、文化层面认清了中国，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答案，这是为什么？
方永刚是个至孝之人。2007年2月，解放军210医院干部病房里，躺在病床上的方永刚含泪对记者说：“如果说我这辈子有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医，如果学了医，我就可能延长父母的生命。”本科毕业时，本来准备考研的方永刚，走进考场，在自己的卷子上写上名字后，又走了出来——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不顾父母的辛劳。工作以后，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原封不动寄到家里。他父亲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去取，而是拿着汇款单给乡亲们看了又看。方永刚是他家唯一的大学生，承载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家族甚至老家村、乡的重托。
他与妻子回天燕谈恋爱时坦白相告：“你嫁给我要有吃苦的准备，要准备和我的父母一起生活，要准备我的兄弟姐妹无数次地到咱们家里来，不仅要给钱物，还要住在家里。”
1995年，对于至孝的方永刚来说，是一个“槛”——“国”与“家”的选择。其时他母亲刚刚去世，父亲来到他这里，又有重病；他的兄弟姐妹在农村老家，生活困难，有的哥哥还没娶上媳妇，都需要他帮助。方永刚无奈之下，提出转业。当时学院徐莉莉院长问他：“你为什么要转业？”他说:“我非常喜欢部队，非常喜欢我的事业，但是我现在可能要被经济压垮了！我的家人为我付出了太多，10年了，我没有给他们多少回报……”方永刚想以他的智慧和学识，投身商海，赚钱为家人解忧。
方永刚十分矛盾，他说：“大学毕业以后，中国社会正处于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期。可以说，经济的问题，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同时，另一个重大问题的出现，也促使我冷静地思考自己的职业。”
方永刚所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指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有的人迷茫：中国能不能在西方和平演变和新的世界格局中屹立不倒，中国人民能不能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一系列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地摆在了广大政治理论工作者面前。
方永刚明白，苏东剧变，根本原因是精神支柱动摇。而党的理论是我们整个民族、国家和军队的指导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怎能只顾家族的利益，不去宣传、捍卫党的理论!强烈的使命感，使方永刚在“大家”与“小家”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
他对组织说：“我还要我这张办公桌，我就属于这张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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