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湾的晨曦映着一个攀登的身影。
一杯开水、一张毛巾，一腔激情，不用讲稿，是方永刚讲课的特点。
2007年1月15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来到政治系教学楼，讲授本学年的最后一课——“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学生们早早地等候在门口。迎着他们的目光，身患癌症的方永刚走上讲台，还是那么精神焕发，还是那么声如洪钟。
“今天我给你们上课，感觉很幸福……”方永刚的最后一句话，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学生们的记忆里，将永远定格这么一幕：教学楼前110级台阶的陡坡，他们的方教授竭尽全力，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1983年版的《邓小平文选》早已被方永刚翻破。
迈步之前，方永刚整了整军装。
远山如黛。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前方6个鲜红的大字上——
使命——忠诚——献身。
信仰——“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
年均完成教学任务200%，为官兵和干部群众作报告1000多场，撰写论文100多篇……十多年来，方永刚就是以这样的节奏，为他的学生、听众和读者解答着同一个问题：发展变革中的中国，路在何方？
路，在党的创新理论里，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这是方永刚认准的答案。
1981年秋，方永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年寒窗，在博览东西方哲学文学、苦读中国几十个朝代兴衰史之后，他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面。
方永刚阅读时作了很多批注。
为什么洋务运动想从实业方面挽救中国，没有成功；为什么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方面挽救中国，没有成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却能在沉沉暗夜中，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实践中，改变着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命运。
在这些被改变的命运中，方永刚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西一个有7个孩子的农家，贫穷，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方家认定的家族生日——从此，家庭成分的包袱没有了，“包产到户”后的全家第一次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后来，全家族40口人中有30多人陆续迁至大连，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十年九旱的村庄成了附近闻名的电话村、自来水村，走出了一批批与方永刚一样的大学生和到韩国、日本打工的青年人……
他明白，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党的好理论、好政策带来的。农民之子方永刚朴素的感恩之情，涌泉般汇入学者方永刚的理性思考，汇成了对党的信赖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信仰。
一生无悔的职业选择，从此开启。
方永刚酷爱学习，躺在病床上也从没放松过。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方永刚在公交车上听到关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议论，听到有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感到悲观。
像今天的许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样，方永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生涯是在社会主义事业于世界范围内受到挫折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这样的言论，他并不意外。但，保持缄默或者一笑了之，从来不是方永刚的性格。
方永刚能言善辩，对方也并不示弱。旁边的人以为他们要动手打架，差点报警。讲国际战略格局，讲中国的变化，讲改革开放的特质，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方永刚最终说服了对方，而他雄辩执著的劲头也让那位来自监狱系统的管理人员震撼：这是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的身上有着强大的感染力！
乘车因为辩论错过了站点，辩论双方却从此成了朋友。不久，方永刚接到了辽宁省监狱警察培训中心的讲课邀请函。十多年过去了，课程不曾间断。
“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永刚说，“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自己都不坚信真理的话，怎么让别人相信呢？自己都不感动的话，又怎么去感动别人？”
科学信仰之于共产党员，如同人生的长明灯；科学信仰之于教师，乃师之大德；科学信仰之于任何需要信仰的人，则是一种可以传递、可以倍增、可以扎根的力量。
2001年暑假，方永刚应邀到大连市小龙街为退休老干部和群众讲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位老干部提问：你讲的这些，还是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
“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科学，不仅在于它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更在于它的内容始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的。”方永刚回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部大文章，几代共产党人都在这部巨作中写出了自己的段落，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他讲到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5名亲人、又把长子岸英送上朝鲜战场，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还始终为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殚精竭虑时，那位老干部竟失声痛哭起来。
等大家情绪恢复过来，方永刚接着说：“老同志出生入死打江山，你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子孙后代能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今天我们党把‘三个代表’写在旗帜上，就是要确保老一代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传递下去！”
…… ……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方永刚以一个理论战士特有的敏锐，密切关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最新成果。他对学生说，只要立志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关注前沿就不再是个人意愿，而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方永刚的事业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5年，方永刚的母亲去世，父亲重病缠身，6个兄弟姐妹都陷入了经济困难。
方永刚恨自己不能给这个养育了他的贫寒之家更多回报，无奈之下，向学院院长提出转业申请。
院长4次与深为器重的方永刚促膝相谈。没有许诺，没有更多的美言巧辞，她只是反复着一个理由：军队建设不能没有优秀的理论人才。
这是方永刚无法拒绝的理由！
“我还要我的那张办公桌。”方永刚留了下来，当年就获得教学奖和科研奖，他所在的教研室也获得先进教研室的称号。“转业风波”让方永刚更加读懂了自己：他离不开部队，离不开这份登高望远的事业！
十年过去了，方永刚成了学院的青年教员标兵，拿到了博士学位，晋升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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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永刚在病床上辅导他带的硕士研究生 |
本色——“理论只要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就和实践一样常青”
如果说理论工作者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方永刚甘愿做那桥上的一块砖石。
他认为，科学理论是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群众所掌握，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方永刚应邀去旅顺口区铁山镇讲WTO对农民的影响。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农民都放下手里的农活赶来听课。
“方教授啊，中国加入WTO了，咱庄户人可别让它给‘踢’着啊！”一位农民喊了一嗓子，“咱种的粮食都不好卖，外国粮食进来更完了！”
方永刚问：“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小麦做面包掉渣吗？”
“咱们的小麦品种不行。”
“对，我们进口的小麦，主要是优质特种小麦。大家放心，国家是时时注意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的，我们农民也要科技种田、改良品种，这样才能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不吃亏……”
台下议论纷纷，人们若有所思。
报告结束后，一位农民问他：“你这个教授咋还知道小麦做面包掉不掉渣啊？”
一位老人执意要见见方永刚：“孩子，那些个道理到你嘴里，咋都成了我们庄户人的大白话呢？”方永刚没有想到，这位80多岁的老人，竟然是躺在担架上听他讲了一上午的课！
方永刚泪流满面：“老爷爷，我出生在农村，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社会越是多元，人们越是迫切地需要科学的理论，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如此，在地处偏隅的农村也是如此。
他忘不了，在守卫祖国北大门的漠河边防连，讲完了函授辅导的内容，战士们还要他讲国际形势，讲我国的内外政策，讲军队的改革发展。他们捧出自己酿的酒，端上大棚里种的蔬菜，要把这位远道而来的教授多留几天；
他忘不了，在长山要塞的海岛上，给干部、战士的课讲完了，家属们抱着孩子来也要听他讲。直到晚上十一点半，他才结束了这堂他的教学生涯里时间最晚的课；
他忘不了，这些年来在大连一些单位讲课时，会场座位不够，人们就从家里带凳子来坐在过道上听。在这座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聚焦最新理论的“大连讲坛”已办了50多期，市、县(区)、乡三级宣讲活动红红火火……
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退休老人……面对课堂上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最基层的听众，方永刚感受着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的渴求，感受着当代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他决心要当一个平民教授，让理论以更直接、更感同身受的方式还原到群众的生活中去。
纷繁错综的历史变迁，在抑扬顿挫间成了评书。高度抽象的理论问题，被方永刚精心织入拉家常式的唠嗑中，唠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贴近切身利益的事儿。
给社区居民讲“和谐”，方永刚用一个拆字游戏作为开场白：“‘和’——左边是‘禾’，右边是‘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意思是人人都能讲话。和谐社会，就是生活丰衣足食，政治高度民主。大家说，这样的好日子谁不想过啊！”
给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讲先进性，方永刚引用了两句来自田间地头的顺口溜——“走路不沾泥，有钱娶婆姨”，说明农民群众对致富带头人寄予的希望。
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追溯小岗村那张盖满红手印的“生死契约”；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痛陈“非典”肆虐的教训；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细述“三农问题”的来龙去脉……
“理论只要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就和实践一样是常青的。”方永刚坚信，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和理论传播也没有止境！
见证了科学理论巨大推动力的方永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传播，让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运用。
如今，他讲课时常说的“心贴心和睦相处、手拉手共建家园”，成了大连市好几个社区的标语；在他“科学发展要找准定位”观点的启发下，新经济组织云集的人民路街道组建起了经济服务中心、推出六项“服务承诺”；辽宁省监狱系统在听完他的“以人为本”讲座后，为干警们开设了心理保健课；大连市双岛湾街道台山西村农民听他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道理后，对改种樱桃更有信心了……
当这些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方永刚幸福地笑了。
激情——“永远保持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方永刚深深地爱着三尺讲台。
他说，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推托不掉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为我的学生和听众讲好每一堂课。
他是学院政治系教授和硕士生导师，还是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讲学任务繁重，但乐此不疲。
每次讲课之前，方永刚先提三个要求：准备一杯白开水——润嗓，一条干毛巾——擦汗，告诉他听众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好思考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2002年初，方永刚应邀到沈阳军区联勤部驻齐齐哈尔某部作报告。从下午一直讲到晚饭时间，官兵们还是没听够。在大家的请求下，吃完饭后，方永刚又接着讲了两个小时……
“歌星有返场再唱的，”联勤部政治部一位领导说，“讲政治理论课，谁见过教员返场的？方永刚就能做到！”
即使躺在病床上，方永刚的激情也不曾减退。
1997年5月，方永刚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遭遇严重车祸——只差一叶韭菜的宽度，他脑后的主神经就彻底断裂。
整整108天，脑袋上钻了两个洞、头部被牵引固定的方永刚命系一线。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头顶那方天花板，记忆却幸运地一秒也没有丧失。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末期，正是亚太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海洋权益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中国海军应该发挥什么样的新作用？方永刚与同事王雨菲约定，从近代以来中国海军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刚有了提纲，方永刚就遭遇车祸。王雨菲急了，这个科研还怎么搞？
方永刚说：“没问题！”
思绪喷涌如泉，方永刚一边口述一边修改；需要查资料时，用手把书举起来看。起初，举上几分钟就臂酸手软，到后来竟一举就是两三个钟头。
“近代亚太战略格局的演变催生了中国海军，中国海军的兴衰又深刻影响着亚太战略格局……”3个月后，30万字的《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脱稿之时，医生曾断言他仅有“百分之一希望”的身体也完全康复……
人们喜欢他的坦诚，他的朴实，喜欢他讲课的那股“劲”。
每次讲课，不到两分钟，方永刚就能融入情景，甚至连话筒是否打开都注意不到。有人曾提醒他讲课声音低些，但当全身每一个细胞、所有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他根本无法意识到是否应该有所控制。
2006年7月，方永刚在本溪讲课时有人问：社会主义要消除两极分化，为什么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这么大？
方永刚略一思忖，打了个比方：“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像火车头一样带跑。我们的火车过长，到现在，最后一节车厢可能刚刚出站，但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重要的是，我们的铁轨已经铺好了！”接着，又用自己在南方乡村的见闻鼓励农民走出去开眼界，鼓励他们发展经济作物。
一堂两个小时的课，既讲了认识问题的方法，也谈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为这位“大城市来的教授”赢得了“不回避问题”的称赞。
十多年传播真理，方永刚渐渐闻名。从学院研究生队到附近社区，都有自称“刚丝”的方永刚的喜爱者。在大连市，他的课已经排到了2007年底。中山街道、人民路、桂林路的居民一听说有课就问：“是不是海军那个戴大盖帽的教授？”
熟悉方永刚的人都知道，一堂课下来，他常常汗湿衣衫。有一年夏天在旅顺讲完课后，连裤子都湿透了，不好意思站起来。后来，他只要出去讲课，必须带上备换衣服。
外号“方大炮”的方永刚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同为大学教授的岳父送他另一个外号：“永刚广播电台”——只要女婿一来，当天的国内外新闻马上在耳边响起。
在妻子回天燕眼里，工作状态中的丈夫有点“痴”。一写起文章来，念念有词，旁若无人。他说，一个问题要是整不明白，吃饭没味，走道没劲。半夜一两点以后睡觉是常有的事，时间长了，键盘敲击的声音成了妻子的催眠曲。每次发表了新的文章，方永刚会像个孩子一样一路蹦着、吹着口哨回家，然后喝杯酒庆祝一番。
在同事们眼里，常言“问题研究不透不算爷们儿”的方永刚有点“狂”。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与编写了系统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书后，他喜欢上了大问题、硬课题。2006年暑假，方永刚和教研室主任徐明善合写了《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成为全军较早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教材。就在方永刚生病入院之前，他们又申报了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重大课题。
常有人问，你的激情从哪里来？
方永刚说，激情来自热爱。他对事业不仅“知之”、而且“好之、乐之”，他就像一把火，燃烧起来就无法熄灭。
约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没有期限”
2006年春季开始，回天燕发现丈夫每天下班后都显得特别疲惫。问怎么回事，方永刚满不在乎：“我这个人一讲课就好激动，一激动就好出汗，这说明我新陈代谢好！”
好几次肚子疼，方永刚以为是肠胃炎，自己找了点药吃。徐明善劝他去医院好好查查，但他总是抽不出时间……
这的确是异常忙碌的一年：除了例行教学和校外报告，方永刚还承担了海军基层政工干部培训班的授课任务，暑假里又编写出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教材。
2006年10月，方永刚到北京参加在国防大学举办的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机会难得，自然倍加珍惜。结业典礼上，他被选为学员代表，谈对理论工作和部队理论队伍建设的思考。
但，就在写这篇发言稿的时候，方永刚的病痛又发作了。凌晨两点刚写完，就挂上了吊瓶，连试讲也是由别人代替的。输液休息的几天里，不甘寂寞的方永刚又与他人合作，写出了一篇上万字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2006年11月17日，方永刚上了手术台。
病情比想像的更为严重。主刀的是从大连市请来的最好的外科医生。动了20多年手术，他头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病例。“肠子烂了这么多洞，怎么还能坚持工作？”
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妻子心如刀割，丈夫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啊！
“这几年正是我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时候，而且，我刚从北京带回来好几个课题。”他说，“我没有理由消沉下去！”
实际上，方永刚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手术后醒来，麻药劲还没有全过，方永刚开了个清单，让妻子回家找书，准备为研究生做论文开题辅导。人还在重症监护病房，方永刚就把他指导的三个研究生全叫来，见缝插针地上课。
肖小平是方永刚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你看看我导师那精气神！”肖小平说，如果不是那身病号服，根本看不出他身患癌症！
学生们不忍心，妻子也几次试图打断。方永刚发火了：“你不要动摇军心！我肚子有问题，但脑子没问题，嘴没问题！”扭头对学生说：“别受你们嫂子干扰，来，咱们继续上课。”
回天燕比谁都更清楚，对于刚做完手术的丈夫来说，每次谈话得付出多少气力——来人走后，方永刚常常一言不发地捂着肚子，密密的汗珠擦了一层，很快又沁出一层。
有人劝他，“歇歇吧，别干了。”方永刚还是那句话：“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方永刚把军装带进了病房。医生发现了这个秘密，问他：“是不是准备趁我们不注意溜出去讲课啊？”
他嘿嘿一笑。他的心里，放不下那些因为生病一再推迟的课程，放不下那么多盼着听他讲课的听众。
2007年1月15日，第二次化疗后的方永刚如约登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方教授站在讲台上，哪怕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履行使命的最好典范！”学生们说。
7天后，病中的方永刚又去兑现自己的另一个承诺，到大连市地税局作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讲座。那堂课，擦汗的纸巾用去整整5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没有期限！”方永刚说，如果有一天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我的岗位上，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解放军总医院一间洁白的病房里，方永刚聆听着春天的声音。他说，那是鸽子在窗棂上扑打翅膀的声音，那是风吹柳芽悄悄作响的声音。
方永刚的使命之旅，又在这个春天起航——
“我和春天有约，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
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
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
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
思绪海阔天空，约定山高水长——如同那没有尽头的四季转换，如同那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
这，就是方永刚的生命之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