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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认为政府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房子在沙坪坝步行街，那个地段比杨家坪还要好。”吴苹说。
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一是法律程序放在那里，30日必须要张贴公告，到了时间不贴公告，社会上会认为我们不连续执法；另一方面，强拆通告的张贴无形中给她造成压力，对遏制她过高的期望值有一定作用。”
3月30日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在这个没有失败者的语境下，吴苹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公民，在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我也要为国家考虑。”
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杨武通过开发商连夜赶制的长梯离开了“孤岛”。
据透露，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事件结束后，影响继续在社会和学界发酵，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
有舆论认为，此案具有涉及面广、矛盾尖锐、社会关注度高、理论争议多、处理难度高等特点，重庆地方政府始终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值得肯定。同时，作为直辖市，重庆在处理危机方面，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
一位工作组领导说，“4月6日，汪洋参加我们的民主生活会，他笑说，这事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考验，通过这个事情，证明九龙坡区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强的，执政智慧是成熟的。”
事实上，这件事的影响，早已超出重庆。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曾对九龙坡区委书记郑洪明确表示，“你不是代表区政府的水平，你要代表重庆乃至中国的水平来处理这个事情。”
郑洪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我至少给自己打及格分。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功劳。九龙坡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好，他们还是非常理解和配合政府的工作。”
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在郑洪的总结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如果最初措施得当，就不可能造成舆论从一开始便成一边倒之势，好像开发商和政府相互勾结在一起。
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 “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包括开新闻发布会，都主动邀请国外媒体参加。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亦表示。他认为，司法层面的反思也应继续，这个事件对整个国家的拆迁有什么意义，还要进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比如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拆迁补偿如何才算合理的研究，要加快进度，该修改的应该修改。“我们的工作只是延缓和避免了出现最坏的局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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