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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萌：为什么一边坚定要做这件事儿，一边还在提醒自己别投入太多。
黄乐平：因为工伤维权很难，而且确实像我们这种做律师的，还是业务竞争很激烈，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一个是这个事情我要做，另外一个，我希望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样就等于是两不耽误。
李小萌：一定有人猜测过你提供这样的法律援助，又是职业律师，是为了给自己打名声的，打声誉度的，对不对？
黄乐平：我还真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是实际上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这个工伤维权市场赚什么钱，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对于别人的质疑，我也问心无愧。
李小萌：好像连你的那些当事人，接受你的帮助之后也有人在怀疑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吗？
黄乐平：对，说起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而且当时外地有一个农民工，他当时是说非常困难，后来我还给他打了多次电话，给他写过信，给他发电子邮件，通过各种方式给他提供很多帮助，最后在我的帮助之下，据他自己说没有请律师，后来跟单位协商，把原来的九级伤残鉴定改为六级伤残，最终一次性获得赔偿是五万块钱。他自己说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所以他非常感谢我。后来他到北京来以后，说来感谢我，但见了我的面以后，他问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你不收钱呢？好像我有别的什么目的似的。这个事情之后，还有一件让我感觉更可悲的事情，过了大概有几个月以后，这个职工又给我打过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黄律师，碰到工伤以后，企业该怎么做，我就很纳闷，因为他是工伤职工，他应该考虑给职工怎么做事情，他怎么考虑给企业做事情呢？我当时把答案告诉他，我说这个企业在哪些方面注意，我又问他，我说你不是工伤职工吗，你没帮助其他农民工，你去帮助这个企业呢？他说企业老板人很好，职工是耍赖，装伤，所以他又帮助这个老板，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李小萌：当一个工伤事故发生，对于当事人来说，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层面来讲，会有什么样影响？
黄乐平：首先发生工伤事故，对于工伤职工和他的家庭来说，因为发生工伤的职工多数是青壮年劳力。
李小萌：家里的顶梁柱。
黄乐平：对，基本上就是塌了半边天，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我说的当然是伤残程度比较严重的或工亡的职工，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肯定会增加一个赤贫家庭，还不是贫困家庭。还有一个情况，如果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可能会让工伤职工家属，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多消极，甚至是缺失的看法。这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隐患，不安的因素。
目前黄乐平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这份工作是他全部经济收入的来源，而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公益律师，无偿援助困难职工，解决工伤维权的难题。
六本书、一部热线电话、一个网站，黄乐平时间已经安排的没有空档，而希望找他维权的人还源源不断，那么面对这种情况，黄乐平这种无偿维权的模式有它的可持续性吗？
李小萌：你现在主要是通过热线电话还有网站的方式在给人们提供帮助，但是如果仅仅是做一个普及法律常识，介绍案例的工作，和实打实地去帮助一个、两个或者是十个人，你觉得哪个更有效果呢，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
黄乐平：从个体来说，他当然希望我去给他们提供帮助，因为我在这个工伤处理事故这块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律师，但是就社会来说，可能我给其他更多的职工提供帮助，给他们指导方向，让他们少走弯路，可能会更大程度上降低社会成本，包括今年大年初八，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有山东的一个民工在唐山发生了工亡事故，就是初三加班的时候死亡了，家属在第一时间要求我去给他们做代理，我跟他们说，你们来可能会耗费很多成本，我现在告诉你们，你要去跟用人单位谈的话，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去谈，按照我给你说的方法，大概的计算方法，算多少钱是你们能接受的，你赶紧去跟他谈，如果你去跟他谈，能谈下来，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如果谈不下来你就来找我。因为有些老板，如果你要律师去介入，他会很警惕，他也会去找律师，反而这个职工或者职工家属本人去找他们，他们可能会放松警惕，在赔偿方面可能会相对来说可能还反而会更大度一点，这种情况在北京去年碰到好几起。
李小萌：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子，当事人自己去谈下来了吗？
黄乐平：他后来没给我回电话，我估计应该是有可能有结果了，因为在北京，我碰到好几起这样的情况，他们刚开始要求我去谈，邀请我去谈，我后来跟他说，我说这样吧，你们在前面谈，我在后面给你们支招，谈到什么程度咱们随时沟通。
李小萌：你的热线电话都是你自己本人接吗？
黄乐平：现在准备开始建立团队了，实际上我要接热线电话，我就做不了其它事情，所以我是从去年就开始带助手，按照我的要求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
李小萌：你这个接热线电话，包括在网站上回复一些留言，都是属于公益行为，现在你已经开始找人来替你做一些事情，你要花钱养着他们吗？
黄乐平：对。我得从其它的业务收入里面拿出很大一部分钱来支持现在这个事情。
李小萌：你觉得你做这件事儿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黄乐平：我希望最理想的效果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李小萌：你指的更多有能力的人是什么人？
黄乐平：直接相关的应该是劳动保障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也包括司法部门，当然更包括像工会组织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这些应该是可以直接影响到这些工伤职工的维权的效果的。
李小萌：工伤赔偿这么困难，工伤事故认定这么难，一个案子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症结是什么？
黄乐平：我觉得就是程序比较繁琐，维权成本很高。
李小萌：需要改变的现实是什么呢？
黄乐平：需要改变的现实首先要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在立法的过程中间应该有更多的职工的声音出现。其次就是要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应该是要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让企业不敢违法。第四应该是要提高职工，特别是工伤职工的维权意识。最后应该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基层工会、法律援助机构，也包括社会各界，包括律师，应该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大概是去年2006年6月19号，有一个民工子弟，在湖北上学的一个大学生，给我发过一封电子邮件，向我们寻求帮助，但现在看来他在他父亲受工伤的南方地区，经过大半年的维权，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他把相关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希望我能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看了之后，第一点，因为南方离这边比较远，我要去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从技术上来说有一些难度，另外一个我正好看到上面有一个办公电话，正好是我们那个网站一个网友的电话，所以我试着就给这个网友写了一封信，大概讲了这个农民工怎么艰难，希望他能够看在职工维权难的情况之下，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个职工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能够给他尽量做工伤认定。这个信发出以后，好几天没有回信，所以我当时一想，估计也没什么希望，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律师嘛。大概过了十天之后，后来这个劳动部门的网友给我回信了，第一封信是，关于对于这个农民工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第二封信就把他自己在处理这个工伤过程中间所碰到的很多问题给我诉了一番苦，最终结果还是认定工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感觉到在基层劳动部门还是有很多同志还是很热心，也是很负责任的一部分人，同时我也能感觉到基层劳动部门的同志们，可能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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