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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亿元虚拟资本的增值相当于2006年GDP的57%，全体国民7个月的产值。那些兢兢业业于虚拟资本的炒家们，绝对是以工作，甚至以超出专职工作的热情投身股市。
4月17日，因为股改和资产重组从1月23日起停牌的开开实业复牌，原本6元的股票最高涨到30元，其第一大自然人股东曹裕昌持有64万股，个人股票价值一天内升到1922万元，净增1600万元。
察看上市公司的持股名单，发财的神话何止千千万万。最极端的一个，4月13日，停牌4个月的*ST长控复牌，股价从14元一直飙升至85元，终盘报收68元，相比4个月前的停牌价5.74元，涨幅高达1086%。其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金玉龙持有49.91万股，账面上的市值增长至3350万元，账面利润高达3068万元。*ST长控前8名自然人股东获利均超过千万元，十大流通股股东平均获利1714万元。
开启S类股票千万级暴富神话的是3月29日复牌的ST仁和。当日最高涨幅为986%，到收市时涨幅也达到了917%。其第一大自然人股东吴彩银的持仓成本约为1.39元，复牌当日股价最高时吴彩银每股赚10.43元，股票资产净增1889万元。
飞涨的股市制造着一个个财富神话。神话的制造者们也都深谙“闷声发大财”的道理，刻意低调。挖掘出这一波大牛市中发大财的人物并非易事，但从2005年6月的998点至今，股市眼看就要翻两番，300%的平均盈利，市值从5万亿元到17万亿元的巨大变化，12万亿元的财富膨胀，仅从数字上便能勾勒出近两年来股市参与者的财富变动。一个典型例子是，某位股民在2005年底买了1万股万科，当时差不多每股4元，随后出国公干，等到今年年初回来，股票涨了3倍以上。过去的几个月里，万科A的股价一直在14～20元的区间震荡，其价位三四倍于一年前的价格，给长期投资者以丰厚的回报。
2006年12月5日是万科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日”。设想一下，从万科创业起即买入其原始股持有到现在，获利该有多少倍？答案是160倍。18年前，万科首次面向社会发行股票，曾经的商业伙伴香港人刘元生认购360万股。1992年后，万科热衷于股权投资，刘元生也积极策应，买这些股票仅仅花了400万元。1992年刘元生持有万科股票370.76万股，以后随着万科送股配股，加上刘元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他拥有的万科股票逐年增加，2006年为5827.63万股，价值6.32亿元。这一投资的增幅，甚至超过了全球股神巴菲特。巴菲特最骄人的业绩是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也不过128倍。长期持有得到了惊人的报偿，但这里甚至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1991年后深交所成立，刘元生的股票因为没有更换成标准股票而被冻结，是客观上不能出售的原因。
上文提到的S类资产重组股大股东一天数千万元的获利也有幸运的成分，股改或资产重组期间，股票停牌无法买卖。而恰逢股市暴涨，风水轮流转，昔日一文不值、濒临破产的S类股份成为大资金追逐的对象，大资金宁可把自己的优质资产无偿地装进这些原本与垃圾比肩的亏损股中，无非为了拿到市场变现，把自己本来优质的资产卖个更大的价钱。ST仁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最初的九江化纤多年亏损，2006年5月暂停上市，为尽快实现公司扭亏为赢，当地政府对其重组，九江化纤的国有股权转让给仁和集团，仁和集团将其优质资产铜鼓仁和、吉安三力和仁和药业三家的股权置入上市公司，重组完成，每股收益超过0.6元，股价自然暴涨。大股东仁和集团共持有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流通股中自然人股东虽然只有很少的比例，也足以一下子获利近2000万元了。
全民炒股
12万亿元虚拟资本的增值相当于2006年GDP的57%，全体国民7个月的产值。那些兢兢业业于虚拟资本的炒家们，绝对是以工作，甚至以超出专职工作的热情投身股市。
在广州，媒体报道了一位职业操盘手沈然，实际是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大二学生，去年还是大二学生，今年却变成大一新生，因为挂科太多，连续留级，如今，他手握数十万元现金，指挥着500万元资本在股市里搏杀。
来自云南的沈然对读书没兴趣，百无聊赖中迷上了股市，去年夏天他缓交了学费，搭上了自己一学期的所有生活费，买入了1000股新股潞安环能，结果梦魇开始，潞安环能持续阴跌，连续两天跌停7%，14.7元买入，被迫在13.1元抛出，沈然的资金剩下只够交学费的7000元。为了尽快赚回生活费，他不得不炒起了以小博大、风险性也更高的权证，虽然第一天收益达到10%，但第二天30%的惨跌。学费收缴的最后期限，他用仅剩的4000元先交了部分学费，随后是“不敢早起，没钱吃早饭”的生活。所谓哀兵必胜，弹尽粮绝的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苦学技术分析，每天分析300只股票，居然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资深股评师”，跟着他的推荐走的资金超过百万元，“推荐20只股，三星期最高的涨到80%，最低的也有30%”。
学生弃学炒股还是个例。上班族以办公室为单位的炒股更普遍，1999年美国曾有2280万名职员上班时间上网炒股，我们的办公室炒股人数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京CBD白领中流传的说法是:经理们的单间办公室是“大户室”，外边的办公室隔间则是“散户厅”。在广州等地，3点闭市后约见客户已经成了潜规则:即使你不炒股，客户可能也要炒股。同事之间多用MSN聊行情，群聊工具则使办公室炒股族如同身处散户大厅。股神的故事更在全民炒股中被放大，网上有人质疑上海股神殷保华的投资策略，马上招致一群追随者的围攻。
何止是办公室变成股票交易厅，股市赚钱的消息飞速传播，朋友聚会，饭桌上的亲戚，公共汽车上的聊天，行业间的业务研讨会上，或者歌厅茶馆，人们到处都在“谈股论金”。许多股民已开始陷入“癫狂”，聚在一起就炫耀自己的光辉战绩，他们向周围的人大力推荐股票或组合。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谈论股市的人，证券公司开户都有班车接送，而且大家都很急，因为晚几分钟就会耽误发财机会了。许多人荐股一抓一个准，而且单日涨幅低于5%都感到不好意思了。现在市场中人人都是股神，一周赚个20%～30%的比比皆是，赚钱效应吸引着更多的资金涌入并高位踊跃接盘。看4000点是保守的，5000点是神志清醒的水平，万点也不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版本。股民们似乎都是专家，说起来头头是道，每个价位都有明确的预测日期。
人人皆股神，越是这样的环境，越少不了偶像崇拜。股民对股神奉若神明，就是因为他们“无私地”给予大家指点，传授发财秘籍。殷保华股市中的扬名史的确有其神奇之处，想当年他只是一个初中文化的维修工人，上海有一家黑马俱乐部，参加者均是一些券商和机构操盘手，空调坏了，他去修，修完后也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听，还壮着胆子请教一个有名的股评家“什么是60分钟的55天线？”却被蔑视。殷保华自此发奋炒股，自创江恩线，成功预测了上海股市的一个阻力位，自此扬名。殷保华网站记录着这位“民间股神”现在的日常活动，除了办炒股培训班，更有大规模的炒股演讲，演讲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售卖软件是股神的主业之一，软件帮助投资者选股，选价位，本质上是数理模型在证券投资上的应用，被股神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投资者。
沈然选择的弃学炒股的道路实际上是很多“股神”走过的道路。先失败，再奋发，再扬名，再替人操作资金。只不过网络时代，扬名立万的时间大大缩短。投资是一个产业，代客理财是产业中获利最厚的职业，成千上万个投资网站、无数个炒股群聊群落构建出这一产业的基础。有些咨询服务是收费的，更多的只是为博一个名声，进而吸引资金理财;处于灰色地带的私募基金已经颇成规模，更有私募基金采取所谓“阳光私募”方式，信托公司充当基金产品的发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资顾问或基金经理管理募集来的基金，从而保证了投资者的财产安全。私募基金其运作模式和管理层批准的基金理财相近，甚至很多私募基金经理干脆就来自正规基金，私募基金的投资理念也和正规基金无异，注重的是价值和成长，而非庄家和筹码。
私募基金队伍日渐壮大，公募基金经理下海、香港私募基金回归、10多年投资经验的老“股精”、离职的券商高管纷纷在私募上展示拳脚，大牛市促生了投资奇才的集体浮出。今年第一季度，深圳的15只私募基金采用信托的方式蜂拥入市，仅在4月4日一天的时间中，就有4只私募信托基金公告成立，曾经的博时基金经理肖华和民间投资高手林园所创设的私募都在其中，个人声望成为私募基金最重要的“金字招牌”。林园自不待言，有着8000元到4个亿的名声，肖华管理下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2003年因重仓持有汽车股获利丰厚而为人瞩目。不过，随着2004年汽车股股价的大幅下挫，肖华的投资风格受到质疑，其坚持持有汽车股也被市场认为是“赌性太重”。2年痛苦煎熬后，2006年博时价值增长获得了104%的收益。
今年股市鸡飞狗跳，私募基金一季度成绩并不理想，但仍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个人声望之所以能够成为私募基金品牌，不仅因为这些个人过往的辉煌业绩，更是因为这些个人多经过熊市的洗礼，他们坚定的价值投资理念注定了其投资风格会更加稳健可信。
在信托私募的大本营深圳，赤子之心是最大的信托私募机构，与平安信托、深国投合作共发行了5只信托私募基金。负责人赵丹阳曾供职于国泰君安，在香港管理过名为“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的对冲基金，无论在牛市还是熊市，均取得超额回报，2003年收益率为46.51%，2004年为23.86%，2005年为31.64%，从2006年初截至2006年11月16日收益率为119.45%。如果从成立起计算至2006年11月16日，这只基金累计加权收益率达到424.28%，累计分红率达160%。
赵丹阳是信托私募的始作俑者，由于运作成功，更多私募基金也开始采取“赤子之心”的运作模式。信托公司演变成一个金融产品加工厂，信托公司负责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然后选择优秀的基金管理人进行合作。一般情况下，通过信托模式运作的基金申购费为1%～1.5%，管理费1%左右，这些费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托管行收取托管费，基金经理收取的20%左右利润提成则根据与信托公司的协议，单独由基金经理或者由基金经理和信托公司共同分享。
两代股神
这个市场远未规范，老鼠仓聚集，除非代客理财的需要，股林高手往往不愿为人所知。招摇的多有吸引资金的目的，所谓“股神”，未免要打折扣。因为真的神乎其技了，何必拿别人的钱赚钱，一点小钱也能滚雪球式飞快增长。
998点以来的大牛市，名声堪与深圳林园比肩的上海的高手至今未以真面目示人，但“翻倍黑马”名声不胫而走。他炒股的方法是短线，每只股票一般只持有一天，最长不超过5天，可谓是超级短线客。在这波大行情中，他的获利模式就是“追涨停”，不看大盘涨跌，不研究行业，不管估值高低，只有一个标准:涨停。他把目光瞄准几乎所有第一天涨停的股票，第二天就在集合竞价的时候以涨停板的价位，满仓去追，通常再等一个涨停板甚至升几个点就走了，只有在深特力上连抓了7个涨停板才出货。2005年6月份，当股市跌破千点大关的时候，他敏锐地直觉到股市千载难逢的大好会来了，于是全仓杀入股市。他的经验是，牛市刚启动的时候，涨势往往都是非常凶猛。
当时刚刚从多年的熊市进入牛市，很多人的思维还转不过来，不敢放胆去买，所以涨停了第二天开盘要挤进去也不难。“翻倍黑马”几乎就没有失手过，今年初当大盘一度跌破2700点时，短短几天，他抓了10多个涨停板，赚取了400%以上的收益。之所以用超短线的办法操作，他的理念是，一切以安全为上，复利增长，积少成多。
“翻倍黑马”的炒股路数是技术分析，那是他在赔了钱后，痛定思痛潜心研究的结果。他自己制定一套公式，并不断地修正，用这个公式选股的成功率精确率已经非常的高。作家白青山曾著有《民间股神》一书，访问了15位股林高手，其中木匠出身的有之，下岗工人有之，也有专科出身。他们的投资方法却惊人的一致，几乎都集中在技术分析上，在K线、成交量和各式各样的技术指标上寻找“黑马”。如此惊人的一致性也出现在昔日“三湘股神”、“中国三板第一人”、“中国股市三剑客”、“中国股市六精英”乃至“中国股市四大股神”身上。内地股市一贯的资金操纵特色使得投资者津津乐道于与庄家博弈，而赌博只需看盘面就可以了。并且，技术分析最好入门，远比经济学知识易学好懂，更成为流行的分析方法。
至今，股民中的老思维仍存在，股市仍被认为是庄家与散户争斗的战场，投资者在“博傻”，在相互欺骗和利用，通过对K线和各种技术指标的研究就能战胜那些邪恶的庄家。事实真是如此？技术指标真的管用？或许只有短线是有用的。股林高手多相信一个“筹码分布”的理论，即主力在什么样的价位获得筹码显示了它的持仓成本，持筹成本将决定它的获利目标，一旦价格离开了持筹区，就将展开升势，散户便应该追涨。但在价值投资中，投资者因为企业的盈利而持股，筹码分布是毫无意义的。新的一轮行情中，至少前半段价值投资回归过程中很少听到老“股神”的声音，或许正与投资理念的转换有关。
在深圳，本来被想象为庄家的私募基金经理们却显示出另一番气质，与公募基金一样，各信托私募也高举“价值投资”大旗，只是掌舵人的经历难免会在具体策略上留下痕迹。赵丹阳的投资方法便和老一代股林高手不同，银广夏热炒时，他就没有去银广夏公司，而是先到天津税务局查看银广夏每个月用电额度，当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时，马上打道回府。他介绍自己投资方法一直是不看大盘，抛弃大盘，投资自己熟悉的企业，寻找最优秀的上市公司。一般去企业，他很少直接去拜访公司高管，而是先去考察企业市场环境和生存环境，比如对伊利股份调查时他先去看草原环境，对青岛啤酒、五粮液调查时他先去观察这些产品在各类酒店中的消耗量。
东方港湾投资公司总经理但斌是个彻底的巴菲特崇拜者，他完全“复制”巴菲特的投资思路。巴菲特一生重仓13个股票，其中7个股票赚了270亿美元。但斌也只挑选“王冠上的珍珠一样”的企业，长期持有，平时基本不看盘。据说，其办公室电脑里竟没有股市行情软件。
在深圳众多信托私募基金中，从首次募集规模上看，杨骏旗下的晓杨投资可能是最大的。两次募集均过亿元，比起大多数千万元的资金规模，晓杨投资的两只基金无疑都是“大哥大”级的。晓杨投资的募集成绩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杨骏个人的显赫履历:他曾经是君安证券总裁，“君安事件”后，杨骏转战香港市场投资H股。2005年5月，杨骏与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合作，在香港推出“晓杨成长基金”，2006年3月又发行了“晓杨机遇基金”，总规模近1亿美元。
当初杨骏也是巴菲特的崇拜者，围绕巴菲特的价值理念进行买卖，也取得了成功。但是做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了的。巴菲特对投资的公司极其苛刻，而在中国很难挑到有投资价值和可以长期持有的公司。巴菲特喜欢的公司基本不受经济周期影响，而且管理层要特别优秀，很多因素限制了内地公司不可能这样。杨骏分析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允许这样，外国人的企业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可能就退出了管理层，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遗产税。比如波音公司，创史家族持股可能不到1%，其他都已经被几代人用掉、卖掉。所以掌握波音公司股票的是一代又一代董事会的成员，每一次新来的人，没有股份，是靠期权产生价值，靠公司不断的增值。香港的投资经历使他发现了一个道理，亚洲人的文化有其劣根性，最终的结果是价值毁灭。亚洲人的民营企业一般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传给孙子之后，所有的价值基本上都光了。杨骏认为巴菲特不可死学，晓杨投资通过主动的波段操作和行业轮换，规避了涨幅过高的行业和个股。
无论技术型、还是价值型投资者，巴菲特都是股市做手的偶像，投资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发现有潜力的企业，促使其成为行业翘楚。但在我们这里，股民好赌，你不得不加上一点索罗斯的风格。我们访问了众多的股林高手，几乎所有的股神心中都有一个巴菲特的梦想，同时又展示出索罗斯式的手段。-
我看今年是倒“V”型
和仝言见面前，记者在那座写字楼停车场的门口看到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帮您投资股票，200万资金投入，保证每个月至少5%的收益。”记者把这话说给做了十几年股市投资的仝言听，他冷笑一声说:“怎么可能，股市又不是给你发工资的地方。”
我是把证券投资当事业做的人，觉得自己对它有“宗教”般的崇高热情。我承认，每个人都有赌性，但我对证券投资以及交易本身的热爱却远远超越了常人的理解。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超过10年的证券投资生涯中，平均每天在盘后花费接近1到2倍的交易时间，去研究市场。
我1993年上大学，所学课程主要是英语、新闻，年底时，老家有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当时，家里人通过中签买了不少该公司的原始股，但上市后不久恰逢市场低迷，惨遭套牢。我放暑假回家，就被母亲带到当地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母亲的意思是那里有电脑，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快，可以学一学。没想到，我一去就被那些“红红绿绿”的曲线迷住了。
当时真不懂什么是股票，但作为学生愿意看书，就去找了不少理论书籍看，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及金融理论、证券投资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等方面的内容。假期结束后人虽回到学校，心却还留在股市里。从此，一下课就直奔营业部，平时也去图书馆翻阅相关的报纸和杂志。1994年8月31日，我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笔钱，去证券营业部开立了自己的账户。在大学期间的投资收益，可以说是大起大落白忙活一场，基本上全给证券公司打了免费工。不过到大三时候，还是用自己在股市里挣来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放到宿舍里，用来研究行情。那时候还是无线接收，得架个天线，行情比实时的要慢，但好在还是可以用来做盘后分析。当时还下“血本”花几千块钱去听当时有名的市场人士讲课，我想我对市场的一些基础技术分析功底和盘面感觉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那时候每天晚上，我的同学们都在忙于考“托福”、打牌或者闲聊时，我却独自沉浸在K线图的“大海”中，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我想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喜欢自娱自乐的人，比如看书、打游戏，我喜欢人机对话。
其实，一直到2003年前，我在股市中的资本积累效果都不是很好，属于那种给营业部打超级交易量的人。通常持有股票不超过3天，除非被套住了，套住了就等一段时间，但顶多两三个月就又受不了了。那时候，倒是锤炼出敢于“割肉”的感觉，因为觉得市场不断出现机会，卖出就是为了买进，我是始终全年满仓的那种投资者，就是不断换股票而已，大亏大赢的那种。但实际上那段时间还是赚了些钱，在北京买了些房子。
投资理念的形成，或者说投资习惯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3年春天从报社辞职回家，成为职业投资人。其实我大学毕业就想去证券公司，但因为专业的问题，迈不过那道门槛。就先去了一家全国性的证券报社，当时是考虑这份工作一来不远离市场，可逐步加强证券投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二来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投资。在报社工作期间，由于经常接触国际著名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和资深分析师，再加上善于利用相对深厚的证券基础知识功底，经常能写出在业界有影响的文章。其中关于国内B股市场调研后发表的相关文章，在业内产生了不小影响。
但我想，一个人只有从事他喜欢、热爱的事业，才具备取得成功或者出类拔萃的必要条件。当时我也意识到，业余和专业的差别在中国股市未来将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就决定放弃那份收入、前景和社会地位都还不错的工作。
专职炒股后，心里确实有压力，对风险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让自己静下心来，“全天候”研究市场，也研究了自己过往交易的规律，看了很多书，而且每个交易日都坚持写操作日记。这样下来，觉得自己对市场的感觉和领悟上了几个层次，收获很大。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选股体系，依靠这个体系，从2003年10月9日到2004年7月7日，我在股市的赢利接近翻番。
在报社期间，我投资股市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听消息，一听消息就赔钱，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无一例外。所以还是要自己研判大盘，我通常是把沪深两市所有的股票都“海选”一遍，看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区间内，有没有机构的资金在持续不断买入，先挑出一批来。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看一些研究报告，来分析基本面。我会剔除掉有风险的，比如说ST股和庄股。然后再按基本面来选，也就是看它基本面里究竟有什么信息来吸引资金持续进入，也许就有不为市场一般投资者所知的。我除了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之外，就是在网上搜索有关这家上市公司的信息、去看上市公司自己的网站、公司内部的报刊杂志、当地的报纸，或者看当地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实地情况等等。每每总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在一般信息披露之中的。
比如“厦新”，2002年初大盘下跌，这只股票却急剧放量上涨，我去查为什么，就看到一条信息说厦新手机在香港卖得还不错。实际上，当时支撑这只股票业绩的就是手机业务，有一款手机当时卖得特别好。为了验证，春节时候我还特意买了那一款手机送给家里人，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好用。做了判断后，我重仓持有了“厦新”，结果那半年到一年时间，股票价格翻了好几倍。
简单说就是基本面和价值相吻合，同时主力在建仓阶段，因为主力机构获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投资者要强。如果没有主力资金进入，我也不会去做，毕竟我是为了获取超高收益而来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股市，效率是第一位的，所谓效率就是资本增值的速度。
2005年5月，我按近1:10的高比例杠杆融了朋友一笔钱，每天操作。那年6月6日，股市跌破1000点，就在大熊市最底部操作了大概3个月时间，本金盈利也在3倍左右，收益率还是相当可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能设一个私募基金的原因，因为我在市场中做得怎么样，大家能看得见。为此，在2006年初我再度从国内一家大型投资机构辞职，我从2006年3月开始做私募基金，实际解散是5月中下旬，运作资金近千万，实际收益(资本金)是2到3倍。也就是因为收益率太高了，所以如果按事先约定的条件，我要从中得到的红利就很高，别的股东就有意见，谈不拢就撤出来了。
在熊市里依靠我这个体系非常好判断，因为在熊市里很容易发现资金进入个股的迹象。而在牛市中，通常不存在单一机构的行为，资金进出比较复杂，再想获取超额收益就比较难。现在我的投资原则是，宁可不赚，也不能亏。因为只要你一直在市场中，说盈利多少都没多大意义。过去的熊市让大家知道，市场跌起来也是没个底，一个跌停就少了10%。通常亏损之后很容易产生“博”的心理，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市场是共同的市场，不是某个人的市场，所以谁也不可能准确预见。比如这一轮牛市的行情规模，我没有预料到，估计大多数人也没有预料到这么猛烈。所以最重要是在这个市场上长期活下去，躲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浪，机会来了你才能微笑着去拥有市场给你带来的超额收益。这样的牛市，在本金不受损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你本来就损失了50%，涨一倍也才回到原点。
在牛市中获利周期会拉长，因为主力资金比较难拿筹码，建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不如先放弃自己对市场热点的主观判断，如果是比较大的资金量，做一个投资组合，在相对低估的几只股票中平均分配资金，仓位都差不多，看哪个热点先涨起来，达到事先判断获利退出后再把资金投到其他相对被低估的领域，这样循环操作，看起来比较被动比较笨，但以我的经验总结，实际收益远比主动追寻热点要好。但人性的弱点是很难克服的，人们总相信自己能判断出市场热点，而不愿意被动接受市场的选择。
长年专注于股市投资，对我性格的影响是很大的。要想在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首先要过的就是心态关，一定要平和。我总说放进股市的钱你就别把它当钱了，它就是数字，没有别的更多意义。除非哪天不做了，或者把钱从股市里拿出来买房子买车、花掉了，它才是钱。我从来都没把股市当作是发大财的地方，在我看来，做股市投资和做一个产业实体一样，都是在积累生产资料，账面上积累的数字就是机械、厂房、员工这些要素。做产业的人挣了钱愿意扩大再生产，我的思维也是一样的，觉得资金量更大之后，看待市场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会更加偏重于基本面，会更多做一些战略层面的考虑。如果资金足够多到开一家公司，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团队，也让自己获得更多一点自由。
在股市做了10多年，听到太多“神话”，但看看曾经市场上的英雄豪杰，现在都到哪去了，更何况当初也是道听途说的多，真正一夜暴富，只赚不赔的人，我是一个也没见到。
未来两三个月是相对敏感的时间，如果市场涨得比较缓慢，波折多一点，我会留在市场上的时间长一点，否则就择机空仓，去休息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市场风险正在积累，虽说牛市不言顶，但不代表自己不做判断。今年初，大多机构都预测是“V”型走势，我看倒“V”型的可能很大。
对我们这样几千万元的资金来说，长期走势跟目前具体的操作关联性不大。实际上，按我自己的体系，现在已经陷入无股可选的境地。我们常说看多看空都能赚钱，就是贪心的人不赚钱。实际上，市场中唯一能称得上“规律”的也就是波动了。当前市场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说不定出现什么事件就诱发中期调整了。我也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了，这两年的牛市，我身心俱疲。-
沈源斌:金钱是如何变成数字的
他觉得，短线投资就是一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行为，“表面上有挣钱套利的快乐，但再回头一看，今天挣的钱，明天就赔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场的大势，靠听消息过日子，永远是初级股民”。
沈源斌还不到40岁，看上去一点不像一个有钱人，倒像个体育运动爱好者。高大的他穿普通的棉布外套，手中的高尔夫球包有点显眼，但在今天的上海，这也不是什么新贵的标志。新一轮股市交易使他的身家又翻了几番，近亿元的收益在前面默默等待着他。
他不会每天看股市行情，对他而言，那是10年前的习惯，现在的他雷打不动的安排是每周的高尔夫和瑜伽课。眼下人生里最得意的事情是:40岁的他，身体明显比10年前要好，刚去医院检测过，医生对他的身体状况大加赞扬。而近年唯一的烦恼是，每年有几场推不掉的应酬，应酬中一定要喝酒，“都是我们所投资企业的年终活动，免不了喝酒”。而对身体的爱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他而言，喝酒就是受罪，要几天才能缓过来，能逃掉一场是一场。
“父亲去世对我影响很大。”沈源斌的父亲因癌症在2003年去世，当时他手上已经有几千万元的资产，尽管大部分还在股市套牢，但是手中的现金，也足有几百万元，“那一刻在医院黑黑的走廊里，只有一个想法，就算有这么多钱，也救不回父亲的命了”。喜欢总结经验的他，于是得出身体远比金钱重要的结论。
他觉得父亲就是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的癌扩散，“他整天就是打牌，从来没有过什么别的运动”。所以现在他自己彻底爱上了运动，“想想从前在电脑前一坐一天地炒股票，真是恍如隔世”。
眼下的这场牛市行情兴起的时候，他也不怎么激动，他说:“都经历过了。”他觉得这场面和15年前他刚进入股市时候极其相像:“申银万国门前全是排队入市的新股民。”不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手中没有多大的资金，不能投入地去炒股票。他的大部分投资，在一个尚有几个月才可以入市流通的法人股上，那时候他的资产就可以翻几番了，“因为手里有好牌，所以对这轮牛市就没那么投入”。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不爱钱，只是因为心中有数，所以没那么激动。钱对于他而言，现在确实只是数字的变化，“我又没什么庞大支出，就是过日子，几年前就觉得自己的钱是用不完的，对钱越来越没有概念了”。
15年前，他也是刚入股市的新手，1992年辞职的时候，心中还是有些胆怯。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他那时刚工作两年，而且是事业单位编制，再怎么不好每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离开它意味着从此走上了一条不甚安稳的道路。“那时候我家在曹家渡附近，离开单位所在的浦东高桥很远。”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上班，更大的问题是:高桥离市区至少有两小时车程，离开证券交易所实在太远了。
“当时每天至少要跑几趟证交所，实在没办法两头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就交了辞职报告。”交报告那天，心里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很有底气的——他最早进股市的3000元已经变成了2万元，“那是什么概念？可以算是我当年工资水平20年的收入总和”。
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炒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总觉得，“更大的社会变化要来，那时候已经有征兆了”。他的熟人中，有的去了刚开张的希尔顿酒店工作，“每月的收入有四五百”。在沈源斌看来，这种差别不仅仅代表着财富的差别，也代表着社会有了更多的机会。
他一直管炒股、炒楼或别的投资行为叫“投机”，至今也没有改口。在他看来，这种投机是他这个平民家庭的孩子上升的唯一渠道，“还在上大学时候，看见报纸上有国债行情的消息，那时候，多数人还不知道国债是怎么回事”。他回家让父母拿出积蓄，全部买了国债，那次的收益多少已经忘记了——因为后来是父母亲去银行拿的赢利。也许就因为有这次成功的投资经验，所以到他辞职时候，父母才没有阻拦。
在沈源斌记忆中，那时候他是泡在证交所的。每天早上9点就去，下午15点等股市结束后回家，已经累得只能睡觉了。刚开始也是散户，后来进了中户室，再后来进了大户室——但并不是因为资金雄厚而进的大户室，而是和一起炒股的同学混进去玩的，也远远地见过当时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心中不以为然，虽然杨百万算他们的上一辈老股民，“那时候我自己也心高气傲，从2万到20万元，一下子就到100万元”。第一次挣到100万元，心中很迷惘，觉得自己也算有钱人了，这辈子的目标怎么这么早就完成了呢？
可是很快，100万元又变成了20万元，“刚开始觉得不能接受，后来反复多了，觉得这就是投机的常态，金钱就和数字一样。要不这样才奇怪呢”。那时候做投机还透支，“这种行为肯定不符合规定，但大家都混熟悉了，有时候就自己拿交易员的电话直拨市场下指令，“透支的额度至少是100%”。有的人因为透支而输得精光，“听说自杀的都有，但我也不在乎，整个人完全是混沌的”。
当时在沈源斌交易的营业部的负责人唐仪说:“那时代还比较混乱，透支还是经常发生的。”交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管好各个人，“不是说每个人都允许透支”。允许透支的人，第一要有风险承担的能力，“输了要认账”;第二要有挣钱能力，输钱了还能挣回来，“和牌桌上的道理一样”。而沈源斌就符合这两项要求，“他有很好的赌客心态。”唐仪笑言。
也就因为看好沈源斌，唐仪把他拉进了自己的交易所，让他负责机构投资管理，“那时候，证券交易所留不住好的人才，做得好的交易员不久就自己当炒家了”。而沈源斌则正好相反，他是自己当炒家久了，有机会运转更多资金，心中很高兴，“但是他不肯拿我的工资，只是义务帮忙”。
“但是那时候没赚什么钱。”沈源斌还记得，自己当时上午炒股票，下午炒期货，结果股票上赚的钱都输在期货上，一天就输掉几百万元，也不觉得惋惜，但“股票市场上赚钱基本上已经很稳当了，源源不断提供了资金”。唐仪印象中，当时只有20多岁的沈源斌已经是很好的技术分析人才，“有的人在股票上有天赋，他就有那种天赋”。唐仪的朋友中不乏在伦敦金融学院里学习了股票交易的人才，“但是学习了也不一定有用，那些朋友照样会输钱”。
股市上的赢利并没有改变他的具体生活，“每天还是上班下班一样地炒股，回家了就住在小房子里。”那时候，沈源斌还和父母亲一起住，父母亲让他买房子，事事都讲投资概念的他觉得当时楼市还没到最低谷，买房子不划算，所以一直拖着不买。“但是钱来得容易，所以花钱不心疼，去一趟欧洲花了50万元买首饰和名表。”可这种生活也没有给他带来乐趣，“我和老婆都觉得，这些东西买来了又没什么用，觉得很无聊”。
1995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沈源斌，当时他手中有大量替机构管理的股票，因为中央政策调整，他预感到整个市场可能会立即有变化，当晚去深圳出差调查，第二天抛掉了手中的机构股，保证了机构没受大损失，而他自己持有的股票没时间抛，结果损失惨重。唐仪说:“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合作的。”她就是那时候开始认识到沈的忠厚和可靠，“要是仅仅是技术高手，我们是不会考虑他的”。沈源斌也一下子由小股民变成了投资公司的合伙人。
因为几个人的合作，整个投资变成了思考性的行为，沈源斌也变成了更成熟的投资者。“从前习惯以小搏大，因为那时候没钱，但是现在更喜欢无风险套利，追求稳定回报。”在2002年之后，他们几个人把所有资金投向了法人股市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看好二级市场了”。法人股迟迟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股票市场上的回报也越来越少，那是沈源斌心中无数的阶段，加上父亲的病，“那时候也会紧张，看看自己手中的现金没剩下多少了，还要承担每个月家里的一切开销”。可也就是这样的空闲时间，让他能反思自己前些年的紧张人生，“突然觉得，那样的每天买进卖出是多么荒谬”。他觉得，短线投资就是一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行为，“表面上有挣钱套利的快乐，但再回头一看，今天挣的钱，明天就赔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场的大势，靠听消息过日子，永远是初级股民”。而选择了法人股，当时看似失败的投资，现在看起来，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表面上是运气，其实还是建立在对股市的走势分析上的”。
眼下的牛市对他的生活没什么影响，还是按部就班地锻炼身体，看行情纯粹是帮朋友的忙。“不过我的观点影响不了他们，他们还是喜欢在市场里进进出出。”对于他，交易的乐趣已经不大了，牛市里，“拿个飞镖扔报纸上的股票，投到哪只都能赚钱，这样多没意思”。而熊市里套利，“那才能显出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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