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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部长之路
南方周末：这几天，估计对您的称呼有许多？
万钢：在同济大学，他们都叫我万校长，我的团队(汽车研究的项目组)，我相信他们永远会叫我万老师。在北京大家可能习惯叫我万部长，也可能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希望，“万部长”这个称谓应该是一个比较亲切的叫法，而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官员来称呼。
南方周末：我们也对您从万老师、万校长到万部长的转变过程感兴趣，从简历看，虽然您是研究汽车的，但是感觉您的仕途之路比飞机还快，您有没有同感？
万钢：我在致工党是新任的副主席，从这个基础看，现在出任科技部部长是太快了，所以我经常说“诚惶诚恐”这个词。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您和您的两个前任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朱丽兰(前任科技部部长)把您从德国邀请回来，之后，您又和徐冠华前部长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大概他们不会想到，尤其是朱丽兰女士不会想到，她请回来的是未来的部长。
万钢：她肯定没有想到。我们是在德国的一个论坛上认识的，谈了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晚上又一起吃饭，她当时邀请我回国说，“你可以负责一个项目，你来领军，你也可以提建议”，我就回国了。后来她去人大工作，我们见过好几次，她一直很关心我。对我印象更深的当然是徐冠华部长，他的宽阔视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十分敬佩，是我学习的榜样。
南方周末：会不会有人说，万钢要是做学问该有多好，干吗要去当官呢？
万钢：如果这样考虑，我现在应该搞路桥或力学研究，那是我最初的专业，对吧？我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汽车专家。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比如，作为技术，我们一直生活在牛顿定律的天空里，我们讲量子力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高级推导，所以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内在联系。即使当了部长，我也不会把专业全扔掉。当校长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校长也得经常去搞一些业务研究。什么道理？我们在办公会上确定的东西，总是要解决一些科研、教育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是不是能解决，你只有亲身体验。
南方周末：说起您的仕途，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说，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领导曾经邀请您出任副市长，这个信息准确吗？
万钢：当时的上海市领导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但不是2002年，是稍晚一些，也没有说让我出任副市长，只是问，能不能到市里工作。但我考虑自己刚刚担任校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没有答应。
南方周末：让您出任部长就答应了？
万钢：不能这么理解吧，实际上，我是舍不得离开学校，我觉得一个校长最好能干两届，也就是八年，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没有落实，我的理念也刚刚被大家接受，还有一个持续推动的问题，但组织上既然这么考虑，我也应该服从。
南方周末：我们看有媒体报道说，您出任科技部部长，就是这十几天的决定，最初是谁先和您提的，是否征求了您的意见？
万钢：中央要吸收一些党外同志参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很早我就有所耳闻。在今年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我只听说自己是候选人之一，有人和我开玩笑，我还说，我有自知之明，这个职务不会让我来出任。后来当组织上找我面对面谈话时，我才知道自己可能会成为科技部部长。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大家都觉得突然，对我来说，有些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也深感责任重大。
南方周末：无论如何，您的任命，从政治上看，是一个重要的动作，我们感兴趣的是，民主党派要成为部级官员，要有什么程序？
万钢：作为民主党派，要先经过统战部的程序，然后由统战部推荐给中组部，再往后，就和中共部级官员的任命程序一样了。
南方周末：您出任科技部部长，国务院领导对您是否有明确的期待？
万钢：国务院领导还没有具体和我谈过，过几天温总理要来上海视察，也会到同济，我相信我们会有接触。我们2月份就给总理发过邀请，请他参加同济百年校庆。温总理对教育是很重视的，对教师也特别尊重，接到我们邀请就说，要是能安排时间，一定会来。
“人生的水总是深的”
南方周末：我们看您的简历，似乎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经历，是不是？
万钢：我的角色转变跨度比较大，16岁时从上海去东北插队，在农村劳动、生活了七年，耕过犁、翻过地，做过仓库保管员、出纳员，开过拖拉机，当过生产队长。这段经历特别重要，让我对国情有了深入了解。
从学术跨度说，我进大学时学路桥，“文革”结束后学校又派我去学物理，之后又到哈工大进修，又读同济大学固体力学研究生，之后又去德国读机械方面的博士。
在工作上也有很大的跨度。我在奥迪，从前端的技术研究到后端的销售、售后服务，都参与过。回国后当院长、校长，现在要做部长，这些都是很大的跨度。
南方周末：您是怎么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当然我们相信，既然能出任部长，生活上也应该是很严谨的。
万钢：(笑)生活也不能用“严谨”来形容，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早上抽出四十多分钟时间游泳。
南方周末；在水里您经常想什么？
万钢：(笑)想什么？游泳的时候不能多想，光想就会淹死，我游泳一般潜得很深。
南方周末：到北京工作后，会不会觉得未来的水更深？
万钢：人生的水总是深的，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乐趣。
“对体制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的心态来看待”
南方周末：我们现在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农工民主党刚提交了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学术的申报体制，经费的使用体制，官本位色彩很强，权力色彩很浓，这将是您要面对的问题吧？
万钢：当我进入科技部部长角色时，可能最重要的工作是学习，要听取各种意见，包括你说的农工民主党的意见，包括我们科技界同事们提出来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再谈怎么认识我们科技体制面临的问题，包括怎么正确理解“官本位”。其实“官本位”也是一个比较难界定和描述的现象，如果说“官本位”，我现在就是学校行政部门的官员呀。
南方周末：大家对您有期待，其实也是希望您能解决这些问题。
万钢：面对这些期待，我不止一次说“诚惶诚恐”。确实要解决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先总结和分析这些问题。这些东西都吃透后，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是一个科技部部长、一个万钢来能解决的，而是要大家一起讨论。就我来说，我不能再像科学家一样抓课题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接近科学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南方周末：我们想知道您解决问题的思路，舆论认为您的经历有利于中国科技界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万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科技体制存在问题，但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或者愤世嫉俗的心态来看待问题，而是应该在方法论上思考，也许你发现了问题，了解了问题的根源，一些问题就开始被解决了。
比如，研究一个新药，如果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这个周期要十年，要投入大量的钱。于是从一开始，要有一个研究机构从源头上开始做，当研究机构研制出来以后，就要通过专利的形式，将它的成果转移到企业机构，后面还有很大风险，这就需要建立知识产权的转换机制，怎么使研究者得到应有回报。
我们看到报纸说某一个国家的研究所，一个药卖给一个公司，一下子拿到几千万，我们就很羡慕，但仔细分析，这个几千万是按照不同阶段来支付的，一直到产生效益以后的多少年，他还在逐渐付，一开始只给几百万。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长效、诚信、公平、合理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利益分配机制中的深层次问题。
南方周末：但大家确实对您很有期待，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资金使用机制，很多人认为是被潜规则控制，一方面科研资金投入有限，一方面有限的资金却无法用好，您有没有信心让中国的科研资金做到透明？
万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能在多少年以后会看到，不管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有共识，才能共同解决。我一直认为，形成共识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人，再大的权力也好，你如果形不成共识，你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可能我的方式你们不习惯，会觉得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也这么婆婆妈妈，但我觉得很多事，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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