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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涟源市双龙煤矿矿长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共生育三女二男，被当地计生部门开出“三湘第一罚单”———征收130万元社会抚养费。
5月17日，湖南省计生委副主任詹鸣向记者证实了此消息的真实性。随同证实的还有：因为双龙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矿主“人间蒸发”，130万元的“罚单”也随之遭遇了“开单容易执行难”的尴尬境地。詹鸣表示，名人富人超生，已成为当前计生工作的“难治之症”，而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便是“经济处罚难以落实”。
5个月前的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下发。该决定被形容为“给各地的计生工作带来了春天”。从今年年初开始，湖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曾多次表示，该省将严厉打击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是，130万罚单“开单容易执行难”的境遇，无疑为湖南打击“名人富人超生”带来了挑战。
对此，詹鸣透露，他们目前正寄希望于法规的修改，希望修改后的法规能为打击名人富人超生提供一个更严谨、有力的支持。“目前，《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工作已列入湖南省人大今年的立法计划，预计修改后的草案将于下月提交湖南省人大进行审议。”
有关人士评论称，湖南打击“名人富人超生”之举，走在全国前列，也正是因此，其每一步都具有借鉴意义。
事件
矿长生三女两男 罚130万难执行
湖南涟源市安平镇双龙煤矿矿长刘某在当地可谓“牛气冲天”。一是因为他曾掌握一家煤矿，资产雄厚。二是因为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程度，令人震惊———从1987年到2001年间，刘某共生育了三女两男5个孩子。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刘某与妻子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1991年，他们的第三个女儿降生，在当地计生部门的监督下，夫妻二人做了绝育手术。但传宗接代的思想，让刘某夫妇一直想生一个儿子。这一想法在刘某担任双龙煤矿的矿长后尤为强烈。于是，刘某和妻子私下找医院将输卵管疏通，并于1999年和2001年分别生下了两个男孩。目前，刘某的大女儿已年满20岁，最小的儿子才6岁。对于刘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之事，涟源市计生局开出了“三湘第一罚单”———130万元社会抚养费征收令。
对于“三湘第一罚单”，涟源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局局长刘碧波表示，他们是按照《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办事，“我们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依据是《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两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依次再加倍征收。刘某于2000年3月成为涟源市安平镇煤矿的股东，到了2004年，他的股份升值了42万元(编者注：以42万推算，刘某每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而他超生了3个孩子，我们就以上年度总收入的12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此算来，总罚款累计130万元。”
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单下达后，刘某觉得要他缴纳130万元不合理，开始四处投诉。为此，涟源市计生局将情况汇报到了娄底市人口计生委，娄底市计生委又将这一情况汇报到了湖南省人口计生委。湖南省人口计生委回复：一查到底，一切按政策办。但2006年10月，就在涟源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局准备第三次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单时，双龙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矿长刘某突然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三湘第一罚单”至今无法执行。
调查
千万富翁超生者 一半人不交罚款
近年来，湖南省部分特殊对象的违法生育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为此湖南省计生委去年展开了调查，发现“花费金钱买着生、利用关系骗着生、跑到外地躲着生和无视法规强行生”的现象时常发生。
詹鸣告诉记者，这份《湖南省生育多孩家庭调查报告》的调查对象为2000年以来生育第三孩及以上孩次且在当地具有典型性的对象及家庭，共有124个县(市、区)递交了调查表格，包括调查对象1087人。
越穷和越富的人罚款越难执行
这份调查报告发现，流动人口是违法生育的主力军，而跨省流动人口占违法生育的大多数，且违法多生子女个数越多，为跨省流动人所生比例越高。
其次，从职业和收入看，农民和中低收入家庭是违法生育的主要群体。违法生育的手段主要是躲着生和强行生，占整个违法生育属性的92.14%。在调查的1087名对象中，共多生育1247个孩子，其中属于躲着生的813个，强行生的336个，买着生的15个，骗着生的14个，其他69个。
另外，从对违法多生育孩子对象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情况来看，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普遍偏低，并且与社会地位呈反向关系。根据调查上报的情况，所有调查对象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只有27.82%，低于全省所有违法生育者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的平均水平，说明这部分特殊家庭的征收任务更重。
值得注意的是，违法生育的高资产家庭比低资产家庭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低。按照资产拥有量对照分析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情况，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走向两个极端，越穷和越富的人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为零的越高。
资产在1万元以下的287人中，有111名对象的征收到位率为0，占38.68%；而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9人中，有55.56%的对象的征收到位率为0。而分析不同资产量的人总体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资产高的人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与资产少的人呈现出一种反向关系，即资产越高，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越低。
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成计生工作“难点”
“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虽然富人名人超生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是这一类特殊人群违法超生对当地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要比普通人超生的影响半径大得多，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都不为过，这对政府执法的公正、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平以及社会舆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干扰。”詹主任强调说。
比如在这次调查中，个体户和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其违法生育具有十分典型的特征。在131名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调查对象中，属于强行生的占35.06%，大于所有对象强行生26.94%的比例；而他们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只有16.32%，低于所有对象23.4%的征收到位率；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为党员违法多生育的比例为8.4%，高于所有对象中党员3.77%的违法生育比例。他们可以称得上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违法生育的强悍兵。
打击名人富人超生遭遇三大现实难题
詹鸣将目前地方计生干部在整治名人富人超生过程中的最大困难概括为三点：一是违法超生行为难以发现落实；二是在计算社会抚养费时对违法成本难以确定，这主要是由于对名人富人收入的调查取证很难开展，这类人群往往采取虚报、隐瞒甚至做假账等手段规避、逃避对其收入的调查计算；第三是经济处罚难以落实，往往是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单开具之后却难以得到执行落实。比如这次“三湘第一罚单”开出之后，违法超生的矿主却逃匿在外，罚款至今没有被征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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