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克，1955年6月生。 1970年到工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82年毕业，后由国家公派留学。1986年12月获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博士学位。
1987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工作，先后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教授(1994年)，并曾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电子工程系主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处处长。1999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4年兼任信息学院院长和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主任。2006年7月担任天津大学校长。
采访印象：
由国务院任命，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龚克来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学府——天津大学任校长。去年7月，看到新华社发布这条消息时，记者就开始要求采访这位校长，不想一直推迟到今年5月14日。其间4月22日校长秘书通知记者说，晚上8：00龚校长从北京回来后可接受采访，但快到约定时间时，记者又被告知龚校长没有赶上那班火车，要到很晚才能回来。记者当时就想，堂堂天大校长，怎么去挤火车？
等到在那明亮的校长办公室里见到龚克时，这个问题明白了——龚克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无论衣着，还是举止言谈，都像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没有架子，更不做作。他就那样斜靠在椅背上与你交谈，起初你会觉得他不像是一个大学的校长，但很快你又会被他的激情、活力以及学识所感染，让你意识到这是遇到了一位富有时代特色的校长。
私下了解，天大从不设校长专车。龚克一怕坐汽车堵在高速路上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二想汽车送完他空车回来太浪费，所以这位副部级的校长，时常独自一人去赶火车。此外，校长只要是在校内，几乎每天都要去学生食堂吃饭，几个学生食堂他轮着转，学生们想见校长不难，去食堂里等他就是了。这位校长去学生食堂吃饭是真吃，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去“考察”。他从来都是独自一人，端着餐盘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吃着吃着就跟学生们聊上了，从中了解到许多情况。他还经常点一个最便宜的菜，他要尝尝为贫困生们安排的低价菜味道怎么样。据说某日一位同学在天大校园网开玩笑说：“瞧咱校长真奢侈，还吃两个菜。”说得龚校长不好意思，往后就点两个“半份”菜。
天大宣传部一位老师告诉记者，龚校长爱和同学们接触，不仅到食堂吃饭，而且经常上校园网看学生们的“帖子”。有一次他去英国作学术访问，在伦敦机场等飞机时，他还打开笔记本电脑上天大的校园网，看师生们在关注什么。龚校长还喜欢参加学生们的课外活动，有一次为参加一项活动，他周日一大早专程从北京赶回学校；在今年的研究生毕业晚会上，他还清唱了《毕业歌》送给即将离开的学子……所以，同学们、老师们都很喜欢他，说他是一个很阳光的校长。记者调阅了龚克校长在校园网和同学们的一些交流(比如回信)记录，发现那口吻不像是居高临下的老师，更不像是严肃有加的校长，而像是一个学长。
然而，龚克却又是一个非常认真和严肃的校长。去年年底，他听到一位领导作报告谈到大学的功能时，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相提并论，视“人才培养”为三大功能之一。龚克对这一视三者并重的观点表示疑义，认为这样会误导大学的发展。他说，大学之所以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是因为社会需要专门的机构培养人才，如果你搞金融，搞理财，那你去办银行好了，办大学干什么？如果你为企业研发服务，你办企业的研究所好了，办大学干什么？“我认为大学根本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才培养。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等等功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根本任务。”龚克不仅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随后又以书面报告向教育部党组郑重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同月，龚克在主持召开天津大学第六次教学工作会议时，开篇就讲两大问题，一是关于教学工作在大学中的优先地位，即定位问题；二是关于教学工作优先地位的落实，即保障问题。可见这是一位非常具有个性的校长，敢于按照自己的观念打造由他领导的这所大学。
因此，在采访中，记者向这位颇具个性的校长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记者：有人说：“中国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少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有人甚至说：“就世界最高水平而言，中国只有二三流大学，没有一流大学。”不久前有人给世界各国大学排名，中国几大名校不在百名之内。您是否认同这些说法？能否解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龚克：根据排名看大学如今比较流行。从排名来看，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能在200至300名之间，可见中国大学整体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是多数人比较认可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对给大学排名的问题要作分析。比如说，有个学校做了一个全球大学排名榜，为求客观，他们力求用数据说话，但数据难以反映出一个大学的全貌。比如把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看得特别重要。但你看近十年这两个杂志的覆盖面，所注重的多是前沿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很少有工程方面的论文，你拿它来作指标，别说对中国很多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学校，就是对国外的同类学校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排行榜都会有不小的差别，无论它怎么排，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我总担心排名榜会把大学整体地引上“应试”办学模式，照着标准答案(即排行指标)去办学，这怎么得了？
从统计学角度看，确有一批名校，如哈佛、耶鲁等，对科学、经济、工业乃至政界做有突出贡献，他们拿出的科学成果，通常能引领一个技术时代的向前发展。目前中国的大学，若讲这类的贡献，还真是不能和人家比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恐怕客观上讲是与我们的国情有关。多少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处在靠技术引用才能进步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原始创新上下的力量就很少，因而在科技前沿的领域里，就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某一大学在那里开拓、引领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其实不少中国培养的学生在国外搞得是很不错的。
从主观上讲，中国的教育缺乏给学生批判性创造思维的训练。我们的教育总是注重教会学生很好地去理解和运用已有的理论和道理，不注意帮助学生养成对理论的缺陷进行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考的习惯。这是中国从基础到高等教育整个体系应该反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越来越厉害的“应试模式”，不仅妨碍创新，甚至导致学术上的一种浮躁。另外，我们在原始创新上不如人家的另一原因，是与我们的某些政策有关。例如在对人的评价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发表文章、申请专利以及取得科研经费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业务水平，这就不利于他做原创性的、风险较高的科研探索，对他来说那样成本太高了。因为谁都知道，越是原始性的创新研究，越是容易失败，而对于这种失败，我们光讲“宽容”还是不行的，这也仅是“饶你不杀”而已，不会再鼓励你的，更不会给你记功。徒劳无功的事情，谁愿意做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考核是对每一个个体的考核。评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必须要看他个人的业绩，如获奖要看是第几名，文章要看是第几作者，专利要看是第几发明人，这就造成大家在科研中都不愿与他人合作，都想自己干，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因为合作起来做事可能会吃亏。我们的政策导致了我们科研队伍缺乏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而无数事实证明，当今大科技时代，想靠单个人、单个学科去实现重要的突破，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要想缩小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间的差距，我认为应当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鼓励和引导大家团结合作，包括跨学科的合作；倡导和支持大家做原始创新的科学探索；同时在教育上要注重培养学生富有对已有知识进行理性怀疑的精神。同时国家要有对大学向科技前沿领域进军的倡导和投入，促使大学科研工作向原始创新上发展。
不过我要声明一点的是，尽管我们与人家世界名校之间有差距，但不必妄自菲薄，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正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十年来为中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国际教育界对我们的高等教育也是认可的。近些年美国名牌大学中读硕士和博士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前一时期美国政府卡中国学生的留学签证，美国许多大学校长站出来为中国学生呼吁，为什么？就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非常优秀，才让那些著名的美国教育家们爱才好士。我个人是不赞成搞什么“排行榜”的，费那力气干什么？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面对现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评什么“一流”、“二流”的重要得多。
记者：国外有人质问我们的教育，说：“你们的学生从小学习时间比我们多，考试制度比我们严，学校给学生的压力近乎残酷的程度，但你们为什么还总要买我们的技术？”这是否在说明着我们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着问题？您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在国外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比较中外两种教育模式，您觉得其中有何不同？
龚克：我们的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读书学习的时间虽然比外国学生长，但所读过的书却不见得比外国学生多。例如大学生，我们的教学通常是一门课一本教科书，外国的一门课会指定十几本，甚至是几十本书。我们“一本书”的教学方法，通常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牢记程度，有的老师就告诉学生，这些重点你必须记住，将来考试就考你这个。而外国的教学方法则是让学生通过阅读不同的书，看到不同作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阐述，由此引起学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这大概也是导致我们的学生创造性思维比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对学生的要求是宽一点好，还是严一点好？读书时间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我认为无所谓，重要的是教师在教育中是追求学生对知识的牢记程度，还是追求让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融会贯通。我认为是应该给学生讲透关键点，进而培养他们自主学习、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能力。
说到中外两种教育方式的不同，我个人深有感受。我读研究生是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刚去时学习也不适应，很厚的一本书，教授三两下就把它讲过去了，然后给你长长一列书目，让你自己到图书馆去看。还有讨论课，让你自己学自己讲，老师做评论。后来适应了，就发现他们这种方法，给学生在学习和思考上留下了很大的个人空间，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自主学习者，老师不过是帮你一下而已。再说考试，我们使用百分制，中学里有的还用120分或150分，判卷子时细到能扣出一个0.5分来。我在的那所大学实行5分制，而且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笔试不及格，他会给你一个口试的机会，口试后如果他确认你是出于一时失误，那他会让你总成绩及格。对于笔试全优生，若在口试中发现问题，总成绩就会降下来。其结果是，他让学生在学习中注重对知识大系统的把握，不必计较分数。比较之下，我倒觉得我们的百分制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到国外留学时，有一件事教育了我。我去参加一门非常重要的考试，不想系秘书不允许我考，说我事先没有注册。原来在那儿学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是可以由学生自己决定的，但你参加考试前必须先注册。我理直气壮地问，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我？秘书说：“发给你的有关规则上写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自己看？你已是成年人了，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于是我只好等下次再考了。当时就感觉到今后要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了，否则就得自尝苦果。但你看我们的大学，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得非常周到，出点事情就是班主任或辅导员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到，欧美国家的大学在教育上注重培养学生自立的精神，而我们却还没有把学生视作是有能力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有所反省。
记者：现在大家都谈素质教育，您认为这里所说的素质应该是什么？大学应该培养出具有什么素质的大学生？
龚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知识、能力、素质并提，一种认为素质包括知识、能力、品德、作风、身心健康等。我觉得后者提得好。大学的素质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之外的东西，而是体现培养人才根本要求的教育质量观。没有丰富的知识不能算高素质，“饱读诗书气自华”，所以要读书。但光是读书不够。一个人上过大学常常就被认为是具有素质的人了。其实不然，一个人如果只是记住了许多知识，甚至能掌握得很熟，例如一提π，他都能背小数点后面的多少位，但假如他没有运用那些知识，或者说是没有再去自主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他到实际工作中什么也干不出来，你能说他是高素质吗？所以我说，知识固然是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能力特别是学习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想和抱负。如今我们遇到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上高中时目标是上大学；上了大学后就迷失了，学习的动力没有了。有的学生的目标是读研或出国，而读研或出国留学了之后又怎样呢？很多学生上学、留学，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甚至是被父母逼着去做的，并没有把自己今天的学习和将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促进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也就缺乏那种强烈的学习愿望。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素质教育的必要性了，这是教育观念的一大进步。但存在的问题是，有人似乎是把素质教育误解成了唱歌、跳舞、演讲和体育运动，这显然不得要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看到思想素质的重要，但一提树立理想，就空喊口号，或是搞些华而不实、“不进头脑”的活动。我认为对学生的思想素质培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之中，“润物细无声”地让他们树立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中国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是一所在敌机的轰炸下坚持教学的学校，若用现在的评估标准衡量她，她的教室、图书、设备等肯定不合格，但你看她为中国培养了多少栋梁之才！我们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西南联大的那段教育史，力争为国家培养出大批高素质人才。
记者：近些年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刮进大学校园，学术作假、论文作假的问题，上至教授，下到学生，屡有发生。作为校长，您怎样看待学术腐败的现象？
龚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国外也是有的，但目前在国内的学术界里出现得这么多，恐怕就不是单纯的、个别人的品质问题了，而应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制度和环境是不是出了毛病。如同马路上闯红灯的太多了，应去查一查是否是因为红灯设得太多了、有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近些年大学里太多的定量考核，是不是有逼良为娼之嫌？当然，真正有道德有素质的人被“逼”也不能“为娼”。这就是科学道德培养的问题，这是大学的责任。平时的教学中不能以荣誉感、奖赏、报酬为最高追求，而要把科学求真的价值观和为人诚实的道德观灌输给学生。优秀的大学就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知道求真是学术的生命线，否则学术和学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求真是做学者的根本，宁可一时拿不到学位，或是职称，也要守住道德底线，不能图利而“为娼”。我们要把学生的道德观培养到这种水平——一旦产生了作弊的念头，他会觉得是出卖了自己，内心感到巨大压力，从而主动打消那种念头。所幸天津大学这类问题出得少一些，这应该与天大的校风和一直注重师德教育很有关系。
我来天大后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特别重视师德。许多地方一提师资发展，就是讲学术知名度，而天大谈师资建设首先不忘讲师德。天大有个“双严”校风，叫做“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开始我觉得这不是重复吗？前者包括后者啊？怎么这么多年就没有把它改改呢？后来我发现天津大学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强调的是“严上加严”，这很好，我非常认同这种校风，要把它坚持下去。不过即使如此，为了防止学术造假现象的发生，我们在校内还是要制定一套发表学术规范，在发表论文、申请项目和成果奖励及晋升职称等时，申报人要做真实性声明，声明他要为真实性负责。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