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20名中国女工来到位于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口求救。马来西亚《光明日报》/供图
被困在马来西亚的20名中国女工的遭遇是中国众多被骗劳工的缩影。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令国人麻木。本报记者经过多方采访调查，试图还原一个从女工求救到各方营救的全过程，让读者感受这其中的温情和责任
经过70天的煎熬和等待后，杨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5月27日凌晨，她的“娘家人”——陕西省相关部门负责人抵达吉隆坡，这意味着，她在马来西亚的苦日子将就此结束，过不了几天，她就可以回国了。
大约两个半月前，这位20岁的陕西女孩和其他19位中国女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西安。她们怀揣着淘金的梦想，不远万里来到马来西亚一个偏远的乡镇制衣厂，可是，令这群善良贫苦的女工没有想到的是，从她们看到招聘广告的那天起，就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
身陷骗局多方求救
孙鲁华也许是她们最先求救的对象，这位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青年团公共投诉局副主任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国劳工解决一些劳务纠纷。5月29日，他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4月21日，一位中国女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她们被骗了，希望我们协助她们解决问题。”
根据那位女工对孙鲁华的叙述，国内劳务中介声称给她们的月薪将是400～550美元，但到了马来西亚跟厂商签订合同的时候，只有850马币(1美元约合3.5马币)，差距太大。
“这850马币还要扣除100多马币的税收，还有250马币的伙食费，最后也就剩500马币。”孙鲁华说：“这样一来，她们就等于白做，因为她们光中介费就花了1.6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到马来西亚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差不多已花了2万块。”
据女工介绍，中介公司是陕西省劳务部门委任的一个公司，这些女工是报纸上看到广告去报名的。
就在女工向孙鲁华讲述她们悲惨遭遇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郊区的那家名叫“优雅”制衣厂里，女工们在怎么也优雅潇洒不起来了。跟厂商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她们已经陆续展开了罢工行动。媒体是她们想到的另一个求救渠道，其中就包括马来西亚第三大华文报纸《光明日报》编辑部。
“她们觉得那边待不下去了，宿舍的条件也很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新闻部主任戴志强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他随即派记者前往她们所在工厂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并对她们日后的每一步行动进行了跟踪采访。
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听了那位女工的哭诉后，孙鲁华深感责任重大，按照以往处理这类事件的惯例，他马上与那家制衣厂老板、马来西亚当地中介公司，以及陕西的那家中介公司三方取得联系。
很快，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5月1日，在当地属于合法的大陆中介就派人到马来西亚。”可令孙鲁华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就是不承认当时有承诺那么高的收入，隔天就走了。”
无奈之下，女工们不得不求救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5月8日，她们带着行李，乘坐巴士从200公里外的工厂来到吉隆坡，在《光明日报》记者的接应和指引下，来到位于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前求救。
“领事回复说，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也可以代为保管女工们的行李。但是没有办法提供住宿。”戴志强说。领事部联系到当地华人慈善社团中经常为救助中国劳工而奔走的郑大姐，一同想办法。
第二天，在使馆方面和郑大姐的安排下，这群女工在吉隆坡才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怡保路的太阳酒店。虽然不是星级酒店，但是开销也不小，据戴志强估计：“20个人，4个房间，再加上三餐，每天至少需要500马币。”为了缩减开销，“吃饭都是派人在外面打包送给她们吃。”郑大姐说。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在报纸上刊登特别声明，发起“光明公益金”为这些女工筹集回家的路费。“总共筹集了1万马币，华人读者邮寄款项2000，我们报社自己捐了8000。”戴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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