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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缘何背负恶名
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对本刊记者直言：“关注教育改革，我们要有民众的立场、专家的观点、建设的态度。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
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
从时髦到暗淡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
先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其后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大学城”等提法。
随后，另一副部长张保庆作客人民网，表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
有必要重新回顾教育产业化的缘起。相当多的意见认为，教育产业化在国内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动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刺激增长，然而此时需求乏力，国民尚有6万亿元的储蓄趴在银行“老虎不出笼”。于是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对于当时的举措，周洪宇认为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多赢结果。当时测算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吸引了当时高层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当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因“教育产业”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因此，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门的否定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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