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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防组副组长三个时期的四种态度
《现代快报》、《新京报》、《京华时报》记者回忆采访细节：
“挂靠在卫生部的民间组织全国牙防组”是以什么名义进行认证的，在认证时它又是如何进行钱权交易的，是媒体最想了解的，这也是自2005年南京《现代快报》首次质疑全国牙防组认证资格后，媒体一轮又一轮报道全国牙防组时最想弄清楚的问题。在媒体一轮又一轮的报道中，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的名字多次出现，他也俨然成了全国牙防组的新闻发言人。
张博学没看记者证就接受采访
赵勇：南京《现代快报》编辑，全国首篇质疑牙防组认证资格的《全国牙防组：两张办公桌两个人》一文的编辑。
质疑牙防组认证资格的第一篇报道是我们两年前做的。费了好大一番功夫，终于在北大口腔医院一栋旧楼的4楼找到了全国牙防组。
见到张博学，我跟他说，自己是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前两天打电话问过牙防组认证的事。
张博学没有查我的记者证，把我让进不到10平方米、两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张沙发的屋里。
“很多产品都说是权威部门认证，牙膏有认证标准吗？”张博学说，“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
“那牙防组给企业产品做认证，收费多少？”
张博学纠正，“主要是实验时的花费，认证本身不收费。实验费少的几千元，多的几十万元。”
快要结束采访时，我抛出了一个问题，“据我们了解，牙防组不具备认证资质？”张依然镇定：“认证只是出检测结果，不需要任何部门监督。”
出报前，张博学要和我聊聊
闾宏：《新京报》编辑。在2006年3月17日的《“全国牙防组”在京沪被疑不具认证资格》一文中，揭示了全国牙防组认证的前世今生。
去年3月10日，我去了全国牙防组。之前就知道全国牙防组在北大口腔医院的一栋旧楼里。
牙防组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小姑娘，穿着白大褂，坐在电脑面前。敲门进去，其中一位告诉我，“张博学副组长去开研讨会了，这两天不在单位”。
“是在北京开会还是在外省市呢？”
“在北京。”自称是办公室秘书的陈红说。
“那在会场休息期间，帮我打个电话给他，说明一下我的采访意图。”
“我们也联系不到他。你发采访提纲，我帮你转发给他。”陈红飞快地写下了邮箱地址。
跟我聊天的时候，陈红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一本跟英汉字典差不多大的书。她说，这本书里把牙防组建立、发展历程都介绍得很清楚。
我翻了一下，书有600多页，详细介绍了牙防组的历史和每年的工作报告。我特意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希望陈红能够转交给张博学。这期间，我没有接到牙防组的电话，直到稿子准备刊发了时，我才接到了牙防组的电话，张博学准备约我聊聊。
听到“记者”，张博学挂断电话
徐一龙：《京华时报》记者。5月16日、22日和6月7日发表了三篇有关牙防组的报道。
采访张博学是在5月21日下午，因为神秘人给我们的牙防组财务审计报告中提到，“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每月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领取电话补贴40元、职务补贴2000元，每月又从牙防组领取电话补贴150元、手机补贴500元、职务补贴3000元。2007年2月13日，张博学退还了两年领取的职务补贴46000元，交给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财务处。”
为了核实情况，我拨通了张博学的手机，“请问是张博学先生吗？”电话那头答应了。
“我是记者……”话音还未落，电话那头竟然是忙音。等我再次拨过去，已经关机。
告诉张博学不要错失说话机会
杨继斌：《新京报》深度报道记者。6月12日《新京报》刊发的《我们一直避免认证的广告色彩》的作者。
6月11日，卫生部公布全国牙防组问题时，我刚从河北出差回来。于是赶紧和原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联系。实际上，对张博学的专访早在一周前我就做好了。但当时时机不对，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卫生部公布全国牙防组的问题。
那次采到张博学并不容易。6月初，我拿到了张博学的手机号，但听到我是媒体记者之后，张博学拒绝了采访。这是意料之中的事，5月份，《京华时报》连着两篇报道已经让原牙防组焦头烂额了，保持缄默是肯定的。
我没有放弃给他发短信，“我知道现在媒体对牙防组的报道，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是您对公众作出一个解释的最后时机了。此事会怎样处置，谁都不能预料。如果您觉得有必要让媒体给你一个表达的机会，请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张博学打电话给我约在燕山宾馆，这个专访做了3个多小时，他也很坦率地谈起了牙防组的账号是怎样来的，以及此前牙防组账户上曾有2700万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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