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记忆之编纂地方通志资志以鉴(图)
2007年2月14日，香港地方志工程启动典礼在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举行。
新编香港地方志的编修范围自远古至1997年6月30日，因此名为《香港通志》，以凸显其贯通古今的特质。《香港通志》暂定55卷，分为地理志、政治军事志、经济志、社会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记、专记等8个部分，共约250个课题单元。全书预计分为10册，约1000万字，预计经费总数为2亿5千万港币，主要采用向社会团体和社会人士筹款的方式募集。
《香港通志》的编修将于2007年7月1日启动，计划6年内完成，2013年7月1日出版。
《香港通志》完成后将缩编普及本，以照顾大众的阅读兴趣；并出版英文普及本向国际社会推介香港。
回忆过去为了判断未来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迷宫中仰望星斗》中写道：“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时间，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向别人介绍香港的文化遗产。我们建议政府编纂《香港地方志》，让更多人能更有系统地认识香港的人文和风土历史。”2003年，香港文化委员会在一份《文化委员会政策建议报告书》中，首次公开提出应该编修《香港地方志》。
2004年6月9日，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香港地方志座谈会”，这是香港学术文化界关于编修地方志的第一次会议。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局局长何志平在参加这次座谈会时说，香港修志已具备成熟条件，如能综合香港与内地学者的力量，一定可以编出一部有水平的地方志。
为更有效地统筹编修地方志的事务，香港岭南大学于2005年年底建立了“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作为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香港通志》的负责人，刘智鹏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编修香港地方志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回归工程，此次要着手编修的《香港通志》将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
“编修香港地方志，有助于香港市民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根源和香港的优势，增强社会凝聚力；有助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更加准确地掌握香港的社情民意，以制订施政良策。同时，香港地方志也是向内地和国际推介香港的最佳书籍。”刘智鹏说。
在筹备委员会印发的宣传资料中，也提到这次修志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让香港市民“了解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但我们绝对不是要灌输。”刘智鹏说：“回归以来，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顺序搞错了。一开始就要香港人爱国，但是很多香港人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历史都不了解，他怎么能有爱呢？我们就是要让香港人先学会爱香港，对香港有归属感，然后再说爱国。”
此次要编修的《香港通志》预计将会有1000万字，但因还处在筹备阶段，实际只有刘智鹏与岭南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蜀永二人穿针引线。因为没有现成文本可供借鉴，今年8月至11月之间，刘博士和刘教授二人走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广东省、北京、天津、上海、郑州、秦皇岛、威海、苏州、宁波等地方志机关，吸取了内地省市地方志专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香港地方志的篇目。
他们在考察之后发现，现在华人地区的地方志大致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中国内地，仍然采用官修体例，其二是中国台湾省，政府招标出资，由学者完成，属于半官方体制。按照中国的传统，编修地方志也历来都是一种官方行为，但是这次香港新修地方志却出现了例外，也就是第三种修史体制：香港式的民间编修。
今年5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就表示，他认为“香港应该编修地方志，但香港的情况与内地有所不同”，所以他“赞成学者修志”，并支持岭南大学牵头编修香港地方志。
“首先，修史是很专业的事情，参与者都是学术修养很深厚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很多政务官只是本科毕业，他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刘智鹏说，“其次，香港有出版自由，不用政府审查。”
那把钥匙哪去了
在中国，编纂地方志是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起源很早，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早期的《山海经》、《春秋》、《晋乘》等国史，为志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地现志》、《华阳国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无不以内容宏博见称于世，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瑰宝。
如果将国史比作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那么散落各地的地方志书就是一个音符，一个乐章，短小却并非无足轻重。一部百年前的地方志，能够指引着今人清晰地看到它的过去，理解它的现在，也可以据此展望它的未来。拥有自己的地方志，就犹如拥有了一把先人遗留的钥匙，人们可以借此打开历史尘封的大门，重返逝去的岁月，在字里行间触摸到昔日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
中国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更加重视新编地方志的工作。现在各省、市、自治区已基本完成第一轮新编地方志的编修，并开始第二轮续修。台湾省在过去几十年来也编修出多种省、市、县志。目前，在我国范围内，只有香港和澳门没有编修地方志。
香港在清朝时属于广州府新安县管辖，在新安设县之前，香港属于东莞管辖。明朝嘉靖年间，南头一带发生饥民抢米暴动，乡绅吴祚曾参与平息暴动。事过之后，吴祚等向广东海道副使刘稳请求在当地建县。众多官绅皆认为当地离东莞县治百余里，管理不便，又常受“海寇”骚扰，纷纷附议。刘稳转详粤督，奏准设立。万历元年(1573)从东莞县划出56里、7608户、33971人，成立新安县。
《新安县志》前后共纂修过7次，第一次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最后一次则是在民国时期，当时新安县改称宝安县。1930年，邬庆发表《宝安志例言》，拟分县地、县民、县官、县政、县事、县文、县物、县志八纲。所收资料不少，“惜志未成而邬氏病逝”，而原稿也于抗战时遗失。
目前，现存的主要涉及香港的地方志仅有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新安县志》。这两种《新安县志》虽然是研究古代至清代香港的主要文献，但是自从香港开埠以来，它的发展就没有记录在任何方志之中。
没有地方志，就好像丢失了先人留下的那把钥匙。香港，正是那个不幸丢失那把钥匙的“孩子”。
胡成利说：“交接仪式完成后，紧接着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我至今仍记得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一段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今日成立。香港与中国分隔，历时150多年，如今终于统一，对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值得喜悦、值得骄傲的时刻。’”
一封家书：
款款深情纪念回归时刻
“看完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别港府仪式转播，接下来就是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标志着英国殖民主义对香港统治的终结。此时寄出这封信意义重大，以示留念。”这是节选自胡成利在香港回归前夕给妻子寄出的一封家书中的一段话。
胡成利说：“由于工作的缘故，自己经常离家在外，在香港回归前也就是1997年6月30日，自己和同事一起到邮局寄出这封家书，一是对这一特殊时刻的纪念，同时也是想让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共同感受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胡成利说，印象最深的是在1997年6月30日那天，香港的街道上都是举着照相机拍照的人。自己和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和当时在办公楼下的巡警合影留念。回归前后的香港社会，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各界人士组织的形式多样的庆回归活动，令人应接不暇。在港的外国人也与中国人一道积极组织参与了各种庆回归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