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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的传统
陈其乐说，香港教育的早期特征是“高筛选率下，一种达到经济职业目的的实用主义的途径”。
杨耀忠和孔繁盛都是香港教育高淘汰率下的幸存者。他们70年代考上大学的时候，香港才有港大和中文大学两所高校，只有3%的适龄学生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97%的人在“升中试”和高考中被陆续淘汰。“‘升中试’就是中学会考，2/3的人被筛下来，1/3的人能够升预科，两年后的高考又有一半以上学生被淘汰。”杨耀忠回忆当年严厉的精英教育说，“真是一试定终生，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以至于现在香港仍有60%的劳动力都是初中毕业程度。
香港教育制度过去是挂靠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上的。它早期的启动完全被一些现实需求所驱动。香港大学英文系童庆生说，要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政府中任职或在香港用英语进行公司贸易，就要培养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公务员。“港大成立的背景之一，就是政府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用来满足与大陆外交和商业往来的需要。”童庆生说，这些为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职业机会，从而也使著名的英语中介学校的地位提高到上层水平。随后，教育制度推动了上层特权文化，家长们强迫他们的孩子相互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赢得进入上层学校的“入场券”。
陈其乐称，“这种体制竞争激烈，学生也被要求得很务实。一旦通过考试体制，许多大学生都设法到国外去，他们的优势之一在于所受的教育是用英语授课，毕业生容易在英语国家站稳脚跟”。
“香港的高等院校虽然是英式制度，但它并不像英国最好的大学那样属于研究型大学，除了一些特殊领域，香港高等院校在很长时间都只集中于本科教学。”杨耀忠说，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机会不是很多，除了当公务员，就是进入商界。“在当时的香港年轻人看来，‘三师’是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工程师、会计师和医师，这几个职业的地位和收入是最高的。所以香港教育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很强烈。对于完全以就业和高薪为首要目的的香港大学生来说，研究生教育是多余的。”
孔繁盛毕业的时候，香港经济被“石油危机”的阴影所笼罩，就业形势不乐观，他选择中文大学攻读教育硕士时发现，即使在不好的就业状况下，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申请的人都很少。“校长都不是很鼓励。”孔繁盛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看出回报，研究生文凭根本不会有加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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