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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心境：“不去诉讼，永远没有结果”
张永年是“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年初，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虽然从未放弃追索，但由于种种原因，仅依据相关国际公约是不容易运作的。”这为民间组织的有所作为留下了空间。
王武庆先生是北京德正国际拍卖公司负责人，他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流失文物业内定义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因不道德的和非法手段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目前粗略估计，我国流失文物多达1000多万件。能够追索的是通过非法手段(比如战争掠夺、盗窃、骗取等)获得的中国文物。
王武庆称：“我们拍卖行这几年做了很多流失文物的拍卖工作，一般说来，流失文物会通过外交途径或竞拍收回。但有限的经费对于上不封顶的文物拍卖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谈到追索问题，王武庆认为：理论上对部分文物我们可以追索，我们似乎也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诉讼途径和法律依据，但因年代久远，文物流转线索模糊，加上异国保全、执行的难度，我们即使对每个诉讼都竭尽全力，也不见得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但是不去诉讼，永远没结果。”刘洋称，“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启动这场诉讼，如果胜诉并能得到有效执行，那么这个个案在我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案例，各地如果都能启动诉讼，前景将非常美好，正如先前所说，1000万件文物哪怕追索成功万分之一，也有1000件回归，这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前景。”
家人支持：儿子跟着老爸当助理
刘洋原籍江苏，15岁时跟随父亲去了新疆，后又到海南求职，2004年北上京城。
无论到哪儿，刘洋都开着自己那辆白色的马自达。刘洋手上带了一串水晶，对于文物，刘洋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小时候去圆明园，看到那些断胳膊断腿的文物，我趴那儿哭了。”
2002年，刘洋成立了“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刘洋的名片上印着“起诉办公室负责人”，但他的办公室属于民间机构，没有登记：“目前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和两个助手。”
刘洋说的助手是自己的儿子刘彻。这个25岁的男孩两年前从海南大学毕业后，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帮父亲收集资料、整理文件。
“工作室不发工资，好在吃住都在家里，也花不着什么钱。”刘彻说，“我怕爸爸一个人在各地太辛苦。他年纪大了，出去也要有个人照顾。”
对刘洋现在做的事情，妻子一向给予支持，“他总说人总要有点儿追求，我也这么认为。”
“做律师可以做到70岁，目前这个工作室全部是我做律师在支撑，就这次到洛阳立案，从北京出来12天，带来的1万元还剩1000元。基本用于吃饭、住宿、汽油，还有到文物景点考察时的门票上了。现在各地文物景点的门票太贵了。”刘洋笑了。
为了文物追索，刘洋全国各地跑了好多地方。“有支持的，也有拿我当神经病看的。”刘洋说，有时到一个部门后，对方听说自己的来意，也不多说，写个二寸宽的小纸条让到其他部门办理。跑到其他部门，对方又推个部门，经常踢来踢去，把自己气得不行。没办法，这是自找的麻烦事。
谈起这场诉讼，刘洋认为意义不在于是否胜诉，但有如下作用：有人告了，更多的人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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