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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五教授上书中央 最高层两次批示
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一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但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能让农民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将能有效地化解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农民能否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
编者按：舞台上一片欢腾。在新农村建设这部事关中国前途的历史剧中，随着剧情的深入，近半个中国启动了新型合作医疗、4800万名西部中小学生开始享受免费教育、2006年一年中国农民每人腰包里多了300块钱、沿海城市打造了一个个高档的试点新村。
在八面风光之下，5位大学教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部历史剧当之无愧的主角——中国9亿农民，还没有入戏，他们还不能适应帮助他们发家致富的种种政策，而那些已经入戏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农民兄弟究竟需要什么。
剧情的发展由三股力量推动，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第三股就是各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前两股是非正规部队，后一股是新农村建设的王牌军。
非正规部队思路清晰，但缺乏资源，更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至今步履维艰。王牌军手中资源丰富，但无法摆脱行政执行的路径依赖，最终是“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三股力量都面临挑战，这部大戏如何才能完美演绎？
让我们再一次睁大眼睛看看邻国韩国吧！1970年代初的韩国与中国的当下非常相似。当时韩国政府也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到1980年代中期，韩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居民。韩国成功的关键是发挥了韩国农民的主体作用，专家和媒体也深入参与，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确保了韩国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并最终升华到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文明的现代国家。
韩国的完善映衬出中国的不足，但毕竟中国新农村建设这部历史剧才开了个头，中央最高层作为这部剧的总导演也已经发现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这部历史剧的好戏还在后头。
今年年初以来，一份摘编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间传阅。半月之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这份并不起眼的新农村建设材料上做出批示。
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报告摘编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汇报，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有关。
这是国家领导人对五位教授上书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对该报告予以批示，认为报告反映的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报告反映的新情况抓紧研究。
一年前，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度，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他们集体失语了。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外部力量主导
在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出现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培训农民等项目；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
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化同步进行，解决“三农”问题，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贫民窟。
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比如，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应该发展“村容整洁”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
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多种模式：传统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农村，以韩国、日本新村建设为模板的新农村，以华西村为模板的新农村甚至新村庄建设的新农村等。
“新农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可能有关方面也没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在查阅浩瀚的各种论述文章之后，叶敬忠，这位长期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发现，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听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农村外部群体的主张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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