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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钱。马宜场屡屡碰壁后说：“温老师说过：目前的现状下合作社搞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可是市场经济，我不能总让大家伙儿光是唱歌跳舞啊！”
山东、河北、湖北等省的农村专业合作社这三年的坎坷经历提醒我们，在现行体制下，这种合作社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仲夏的鲁西南，插秧的活儿正紧。济宁市鱼台县姜庄村的农民马宜场，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盘算着合作社注册的事儿。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
2006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这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终有了法律保证。
2006年秋天，马宜场在中央电视台露过脸。他对着镜头说的话是：“我们门上挂两块牌子，农业局来了就翻到合作社这一面，民政局来了就翻到养殖协会这一面。”这是专业合作社法之前合作社的典型处境。
现在不同了。但马宜场还是说：“合作社的道路很崎岖，很难啊！”
“只赚吆喝”
2004年春天，马宜场参加了河北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期培训，茅于轼、温铁军、王晓山、李昌平等学者陆续登台，主题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社。
马宜场在课上发言说：“多交流，心里有些东西一下就豁亮了。俺要养兔，搞合作社——俺不能顶天，但能立地。”那十天里，他一直兴奋得脸色微红。
2004年由此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标志性节点，66名学员将合作社的思路带回家乡。这次培训因此被戏称为“黄埔一期”。
思路是明晰的：搞文艺队、成立老年协会，把二十多年来一盘散沙的农民们先联系起来，然后争取联合购销、合作生产。
就在这一年，几十个新的合作社从田野里发出芽来。
2005年开始，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兴农合作社着力发展有机种植。
唐殿华老人拿出自家的两亩地，中年妇女张怀侠把自家的存款借给合作社，众人一起浇地、拉粪、沤农家肥。全村老人一辈子的传统种植经验，都集中在这块紧邻大路的田地上了。来往的人们经常打问：“这是谁家的地啊？种得这好！”
收获了。白菜、辣椒、胡萝卜，个个鲜亮，擦一擦就能入口。这是多少年不曾有过的了。拉到集市上，还引来了电视台的记者。那一年他们用有机方法种植的蔬菜，很快顺利售完，盈亏持平，合作社士气大涨。
2006年，有机种植的规模迅速扩大到三十余亩。
市农业综合开发局提供了一套灌溉设施，菜篮子工程办公室提供了上千元的种子，并且经常进行免费进行技术指导。社员们的设想是：获得政府的农产品质量认证，打出自己的品牌，就可以实现真正的高效益了。
但是一切，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首先，无公害的农产品质量认证必须经农业部批准认可，而这样的一个认证，需要花费近10万元——远远超出兴农合作社的承受能力。
超市接纳了这批蔬菜，却只能给出与普通蔬菜同等的批发价格。“不成交也可以，反正超市不愁进货。”
于是合作社妥协了——毕竟超市是最好的销售渠道。另外又花钱印了一批标签，注明是合作社用农家肥生产，每一个萝卜上贴上一张。
2006年年底，最后剩下一批蔬菜，社员们蹬着三轮车拉到集镇上，叫卖售完。
2006年的有机农业，给兴农合作社带来了比以往更为规范的内部选举，然而，赔了几千元钱。
“再也跌不起跤了”
马宜场微红的脸上，如今常常愁云密布。
姜庄合作社的第一个生产经营项目是养猪。2004年开始，募股、借贷、建猪场，十几万元的投入，热火朝天。谁料头一年就赶上行情大跌。“现在五块七毛多钱的猪啊，去年就两块五六。一头母猪几千块买来，卖出去就几百。”
“入秋又赶上9月份的疫情，从南到北，说是风里传的。”姜庄猪场存栏的四百多头猪，现在剩余两百多头。马宜场个人背着信用社1万元的债，另外两名理事是他的保人。
“我们还把妇女组织起来养鸭，正赶上禽流感，现在30块钱一只，那时候10块钱都卖不出去。你说坚持吧，拿什么坚持？”
“跟企业合作吗？想是想，照说也可以啊，我们没有钱，但是有地、有人。可是跟人家联系不上。”
在猪价最低的时候，马宜场几乎跑断了腿。最后找到副县长。目的就一个：“我们能不能自己屠宰？我们是合作社啊，不是个人，肯定会通过检疫的！”答复是：不行。
马宜场心疼得要命：“我们喂一头猪亏200元，他们把猪拉过来宰了就赚200元。”
在姜庄，合作社几乎还不曾支付什么“合作成本”——对理事们来说，没有补贴，没有路费、电话费的报销。有社员去世，合作社会花40元左右送上一个花圈。这几乎是最大的日常开销了。
三年了，马宜场不堪重负：“撑得真是辛苦啊！”
“黑木耳、藕、虾，项目都不错——只要有资金，技术不是大困难，想做就能请人过来，当年回本。真想干，但是真怕赔。老百姓钱不多，亏这几个钱，打击很大……”
“叫鸡还得给把米”
资金，同样是三岔合作社的最大困扰。
位于湖北省神农架地区的三岔村，有着较好的山地资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合作社发起了魔芋协会、天麻协会、板栗协会，还包下了一片茶场，准备出产有机茶。
每一个协会都单独募股，不够的依靠个人借贷。
不知有多少电话打给理事长向昌海：“人家浙江的来电话，就问有没有魔芋精粉。现在要有个10万块钱，我们就能搞个加工厂，从魔芋粉到精粉都能加工。可是没有啊，上哪里去弄呢？”
“民政局建议我们先以协会注册，说合作社注册规格更高、要求更高。现在就是靠个人贷款，哪个企业上项目还不得贷款百八十万的，可俺们农民，五户联保借个三五千的，都比啥还难。叫鸡还得给把米呢。”
问题，还是钱。马宜场屡屡碰壁后说：“温老师说过：目前的现状下合作社搞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可是市场经济，我不能总让大家伙儿光是唱歌跳舞啊！”
无论姜庄还是南塘，合作社的农资集中购销大得人心。在南塘村，有农药贩子告到工商局，调查的结果反而证实了合作社的货源质量可靠。
姜庄的农资店里，优质的种子售价比市面上低三分之一，合作社社员能在每袋复合肥上享受到15元的优惠，合作社覆盖的地区，能为农民剩下6万元的农资开销，马宜场自豪地说：“不管质检还是工商，在我们的店里任他怎样也敲不出竹杠?选”
只要是参加獭兔协会的农户，每斤兔至少能多卖出5元钱，还有车上门来拉；合作社还有一只小支农队，谁家农活忙不开了，上门帮忙。
然而马宜场说：“我已经撑得太累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章第五十一条专门规定：“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
姜庄的一位农民指着这一条说：“多渠道的资金支持，都上哪儿去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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