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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腐败，在目前条件下，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和完善官员的选任考试制度，实行公务员入门到升迁的全程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定期考试，让科举部分地回来。
科举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很是曲折，先是被当作阻碍进步的旧制度罪魁遭废除，而后以文官考试的名义复活，却因战乱和军阀割据，未能落到实处。新中国成立后，科举变相地在高考制度上面借尸还魂。到今天，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有科举之名，而无科举之实，而公务员选拔以及升迁的考试，却是各地自行组织，仅仅是干部选任制度的补充形式。
大家都知道，官员选任制度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过去看起来还行之有效的组织考察、群众推荐、上会定板的干部选任方式，今天已经变成一把手说，组织部长记的“一把手说了算选任式”。在很多地方，“动干部”本身就是“一把手腐败”的一种形式，而且构成了进一步腐败的源头。买来的官，将本求利，把做官当成一种畸形的风险投资，何所不为？即便一把手清廉，用人不要钱，一个人说了算，也难免主观色彩。严峻的现实是，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和机制，可以使得这种选任方式与卖官鬻爵划清界线。
在这样一种人事选任制度下，反腐败的力度越大，腐败的力度也就越大，涉案的金额只能越来越大，涉案人员越来越多。道理很简单，这种反腐，实际上只是加大了做官这种“风险投资”的风险，驱使买官的人，快作案，作大案。
因此，遏制腐败，在目前条件下，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和完善官员的选任考试制度，实行公务员入门到升迁的全程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定期考试，让科举部分地回来。科举制度，从官员选拔考试的角度，本来是个行之有效的创新，但是这个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把教育体系与之捆绑，使学校的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因此窒息了学校教育面向社会发展的生机，导致教育培养不出人才，在近代的转型时期，尤其显示出这种捆绑的弊端。但是，所谓的改革，实际上只需要将选官和教育制度相剥离，科举制度还是应该保留的。事实上，民国时期，有识之士一直在做着重建文官考试制度的努力，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院制政府，把考试权独立出来，就是这种尝试的突出体现。事实上，民国时期也进行过全国统一的县长考试，只是由于条件所限，才没有坚持推行下去。
当年民国时期存在的社会和制度障碍，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完全有条件实行全国统一的官员选任考试制度，将目前各地分别实行的公务员考试，统一为全国考试，限定名额，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只要考试合格，便获得公务员资格，然后循资上升；但是各县的主要官员，仍要经过全国统一选拔考试，考试合格，经中央组织部门面试考察，统一派任。浙江大学罗小朋教授曾经对笔者表达过县长由中央政府派任的看法，当时笔者即表示，统一派任需经过统一考试，不能由某个机关拍脑袋。现在我们可以组织全国统一的高考，却不能组织全国统一的官员考试，实在没有道理。
实行官员统一选任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度本身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关法律。拿古代科举和现在高考的劲头来办，严禁考试弊案，保障公平公正，迅速确立这种官员选任制度在人民群众中的信心。如是，无论考取的官员自身，还是老百姓，都对官员更有信任感，其合法性程度会因之大大提高。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免有弊端，考试制度也不例外，它势必会将某些有真才实学却不擅长考试的人淘汰出局。但是，就目前而言，考试取官，毕竟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在没有找到更适当方式之前，“科举”还不能全丢。假如我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和县长直选，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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