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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陈竺首次以卫生部长的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近15分钟的致辞，平实而严谨，完全没有脱稿发挥，显出他的低调和审慎。
外界在谈论这位6月29日接受任命的卫生部“新掌门”时，大多都会猜测他将制定什么样的新医改政策。“这关系到1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责任重大。”7月3日晚，与中国科学院的旧部下话别时，陈竺说，“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
走近卫生部
“强压之下出成绩”这句话用在陈竺身上，似乎再合适不过。时刻提醒自己要“慎重”的他，在2003年与“非典”的“战斗”中，便漂漂亮亮地出了一把成绩。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2003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告知大众，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和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
“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就能解决，加强预防、保护环境才是根本。”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增加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与“非典”的胜利一战、提出的创新医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专业履历和国际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对陈竺的任命，很快便获得公众和专家的认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所长所说，“我相信他的智慧。”陈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无党派人士部长，在新位置上将大有作为。
插队山香村
陈竺特殊的个人经历，也让熟悉他的人坚信，“他可以做得好”。
陈竺的父亲陈家伦、母亲胡曼音，都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但陈竺自己的“医学事业”，却是从赣南信丰县山香村开始的。
如今的山香村，依旧坐落着一些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外墙上还留着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标语。陈竺住过的那间，也依然“健在”。1970年，未满17岁的陈竺插队落户到这里，一呆就是6年。而那间土坯房，他住了3年。
“那时的农村生活，就是干活、吃饭、睡觉，没有别的。”当地农民回忆说，每天收工后，陈竺总呆在家里，看父母寄来的医学书，常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又起床，赶在出工前读英语。“双抢”时节，劳力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出工，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尽管筋疲力竭，但陈竺仍每晚坚持学习几个小时。“他的蚊帐薰得很黑，有一次差点烧着了。”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每隔一段时间，陈竺就用英语给父母写一封信，然后由父母逐字逐句修改后再寄回来。为了学习国外医学，陈竺坚持从每月7元的生活费里，抠出来1元钱买《中国建设》。每次一收到新杂志，他就把有关医学的报道翻译出来，寄给父亲，由父亲修改好后再寄回来。就这样，6年的“函授教育”，使陈竺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医学基础。
落户山香村4年后，陈竺积累的医学知识，已远远超过当地的很多“老江湖”。1974年，21岁的陈竺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从此，山香村的村民只要头疼发热，就会去找“陈医生”。
回顾那段经历，陈竺曾说，知青生活加深了他对农民的感情。同时，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
1975年，陈竺被推荐进了江西省上饶卫生学校，两年后留校任教。其间，他仍然没有停止求知的步伐。1978年，他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王振义的硕士研究生。位列第二的，正是日后成为他妻子的陈赛娟。在王振义教授的指导下，陈竺学业进步很快，先后在《中华医学》英文版上发表了三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不久，他就被接纳为国际血友病联盟的第一个中国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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