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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现象应予重视
近年来，劳动者因过度加班导致过度劳累甚至造成“过劳死”的现象引人关注，有关英年早逝的报道屡见不鲜。“过劳”问题，企业事业单位有，党政机关也有；普通员工中有，领导干部中也有，正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毫无疑问，强迫超时劳动是对劳动者休息权利的一种剥夺，而“过劳死”作为超时劳动的极端表现，直接剥夺了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但是，为什么“过劳”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从客观方面看，一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企业要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党政机关要应对日益繁重的管理事务，各领域的工作量客观上在不断加重。二是“过劳”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迫使职工超时劳动，可以使企业在一定时期获得经济利益并取得市场竞争优势，或者可以保证单位按时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三是“过劳”侵权的成本很低。由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还没有关于“过劳”、“过劳死”的明确规定，这直接导致了维权难、索赔难、监管难。因此，一些企业主唯利是图，根本不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强迫工人长时间加班，甚至把加班加点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加以宣扬，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从主观方面看，“过劳”的原因比较复杂。部分劳动者“过劳”是被迫的，他们往往出于就业、维持生计等方面的压力，对于单位的加班要求不敢加以拒绝。但也有部分劳动者“过劳”是自愿的，往往是因为对自身要求过高，凡事追求完美，8小时内做不完美，只好加班加点。当前，高消费文化也是催生“过劳”的重要动因。不少人对房子、车子、高标准培养孩子“一样不想少”，一样也不想比别人差。过高的自我预期和过高的生活成本设置，使得他们不愿放弃一切可以增收、晋升的机会，便一头扎进加班的“泥潭”，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还有部分劳动者“过劳”介于被迫与自愿之间。虽然许多企业和单位并没有强迫谁加班，但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设置，职工又有什么选择呢？此外，有些领导干部法制意识淡漠，要求部下加班时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在侵犯法定权益，只强调工作、奉献，不懂得守法、维权。
防治“过劳”，必须高度重视劳动者的休息权。虽然“过劳”可以让一些企业和单位得一时之利，但对职工个人、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有着巨大的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呼吁全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关爱职工，珍惜生命，谴责无视国家《劳动法》，漠视劳动者权益，强令或变相强迫职工长时间加班加点的现象。
防治“过劳”，关键是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虽然目前我国对“过劳”、“过劳死”还没有在法理上或病理学上作出明确的定义，但我国法律法规对限制劳动者超时劳动有明确规定，例如：“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等等。可见，强迫劳动者超时劳动，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必须依法惩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明确界定“过劳”、“过劳死”，使劳动者在维护自己的休息权时有法律依据。
防治“过劳”，还要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日本政府从上个世纪就从法律上承认了“过劳死”存在，对加班等问题设立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对当事企业的处罚力度也在不断提高。
防治“过劳”，亟须全社会动员起来。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应该拒绝带着病痛和血腥的利润；有关监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更是责任重于泰山；劳动者作为权利的主体，应加强自我保护，积极维护自身正当的休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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