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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CPI连续三个月超过3%，但先行指标表明未来不会发生明显通胀。压力主要在于资产上涨和日益增大的流动性过剩阴云。
3.3%、3%、3.4%，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3月到5月，涨幅已连续三个月突破3%的警戒线，持续走高。
尽管6月的数据将在7月18日左右才正式出台，然而CPI涨幅将超过3%已成为官方预测。考虑到最近两年，我国的物价水平一直在低位运行，研究者们对此议论纷纷。更有研究者预测，6月份CPI涨幅有可能超过4%。
普通居民的感受则更为直观：猪肉价格经过6月的高位震荡后，在刚刚进入7月后便继续向上突破，北京、广州等地猪肉价格再次冲高。再加上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已向发改委上报了调价申请；连月来深圳、广州、南京、重庆等城市的房价暴涨；股市的起起落落……诸多信号叠加起来，使得那些对于1988年和1994年的通货膨胀、百姓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仍然记忆犹存的人们，再次对今年是否会遭遇通胀心存疑虑。
央行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三季度物价预期仍不乐观。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预计物价趋升，占比超过上季度5.9个百分点，与50.8%的历史最高值仅差0.6个百分点。
那么，CPI的持续偏高，对于整个经济形势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出现人们担忧的通货膨胀？《瞭望》新闻周刊就此展开了采访。
食品涨势不会引发通胀
如果说与往年经济形势比较，2007年上半年经济形势中存在的一些反差或明显变化，那么，当属物价的变化。“近期围绕宏观经济争论的焦点正是价格问题，但是，在我看来，物价没有大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物价形势持乐观态度。
“先不说上涨，从5月的数据来看，CPI中的不少指标是在下降的”，袁钢明具体分析说，服装价格、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都在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食品中的鲜菜价格下降2.3%，鲜果价格下降11.2%，尽管有季节因素，但因为是“同比”而非“月环比”，袁钢明认为这些指标还是非常有参考意义，因为“发生通胀的时候，上涨最厉害一般都是鲜菜、鲜果，因为它们最容易受到谣言传播或是紧张情绪的影响，出现价格跟风上涨，比如鲜菜价格在1988年上涨31.7%、1994年上涨38.2%，而今年以来的蔬菜价格一直都是在下降的”。
再从涨幅来看，与老百姓的感受相同，今年上涨最快的正是食品价格，5月就达到了8.3%，在当月3.4%的物价涨幅中，有2.5个百分点是食品上涨所带来的，特别是以肉禽价格、蛋价分别上涨26.5%和37.1%为最。由于在我国CPI商品构成和权重中，食品类商品权重占33.6%，CPI走势与食品价格走势相关程度很高，所以有观点担心，粮价日益走高将会引发通货膨胀。
“从涨价原因来分析，就可以看出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原因是粮价上涨。而粮价上涨又与国际能源短缺有关”，袁钢明分析说，由于国际能源短缺，国际油价持续走高，7月11日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已突破每桶75美元，因此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在加快发展玉米加工乙醇产业，“粮变油”提升了粮食价格、饲料价格，对养猪、养鸡的成本有所影响，从而拉动了肉禽蛋的价格。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猪肉价格上涨也有市场周期性调节的因素，因为去年同期国内猪肉价格非常低，最低时降到2.7元/斤，影响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甚至开始宰杀母猪。因此，今年春节猪肉价格就开始上涨，而受猪本身生长周期的影响，预计到10月左右肉价就将趋于平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赵宝华认为，肉禽及其制品和蛋类价格上涨是生猪疫病影响、以前养殖效益太低和当前养殖成本上涨较快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已出台鼓励政策，价格回落是可以预期的，而且蛋类价格已经出现了快速的回落。
“可见，食品价格上涨有一些特殊、短期的原因”，张立群分析说，一方面受国际油价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周期因素作用，导致了今年食品价格走高。
而对于粮价，袁钢明认为粮价上涨不值得担忧，虽然短期看会对城市低收入人群有些影响，但由于涨价不是因为粮食短缺，因而很容易调控，“粮价上升到一定幅度后会保持平稳，不会继续上涨”。
张立群也认为由于目前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因此粮价上涨导致的CPI上涨不会长期持续。从2004年起，我国连续三年粮食保持大丰收，2006年总产量达到9949亿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05年国有粮食企业库存开始回升，到去年底，国有粮食企业原粮库存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占当年全国消费量的40%，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粮食安全库存17%到18%的标准。
同时，从历史上来看，粮价只有涨幅超过20%才会对通货膨胀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目前我国粮食价格涨幅尚在10%以内。
而此次价格上涨后，对于城市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影响，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今年出现的情况不是中央检查组去地方检查投资项目，而是，温家宝总理考察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情况”，袁钢明认为，当前城市居民的承受程度也是判断宏观经济稳不稳的重要指标，因此，政府采取了措施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
同时，接受采访的研究者们也提出，肉价、粮价的上涨，从农民增收、平衡城乡关系的角度看是有好处的。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更需关注普通老百姓、贫困地区会不会被高速增长甩掉的问题。
涨价不会继续传导
那么，CPI的上涨会不会继续向宏观经济的其他领域传导？或者说，在其他的宏观经济领域中是否仍存在将会诱导价格持续走高的因素？
除了食品价格外，在CPI中还有两个指标值得关注，一是居住类价格，二是耐用消费品价格。之所以要单独提出这两个指标，是因为前者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密切相关，而后者的上涨则正是我国此前发生通胀的重要指标；而且，这两个指标都与工业生产、投资等密切相关。
先看耐用消费品。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曾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通货膨胀，一次是在1988年至1989年，通货膨胀率的峰值达到18%；另一次是1992年至1994年，通货膨胀率的峰值达到24%。在这两次通胀中，都曾经发生过日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疯长和抢购热潮。比如，1988年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零售量分别增长20%至50%，日用品类价格上升了12.2%；1994年家庭设备及用品价格上涨了12%。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耐用消费品价格的增幅一直是负数，从去年开始才成为正数”，对于5月耐用消费品2.4%的增幅，袁钢明认为这是正常的，“适度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胀，而且要好于下降，因为它有利于产品更新换代，不能说下降才是安全的”。从这个指标上分析，袁钢明认为，今年耐用消费品价格的适度上涨是合理的，不同于上两次通胀的情况。
再看居住类价格，5月份其涨幅达到了4%，在CPI中也处于高位。接受采访的研究者们都指出这反映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行，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的销售价格上涨6.1%，特别是以前的非热点城市如深圳等房价上涨很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因此，袁钢明提醒，要继续对高档、投机型房地产进行调控，以防累积风险和泡沫。
这两个指标都与工业消费品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今年的情况看，工业消费品涨幅并不高。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2.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6%。
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作出的宏观经济预测报告分析认为，PPI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都摆脱了2003～2006年的高位运行状态，进入平稳、适度区间。这说明CPI并没有来自上游产业和生产环节的上涨压力。
而同时，工业品价格向CPI传递的周期也由1年增加到2.5年，传递率从85%大幅度下降到31%。2003年到2006年工业品价格指数高于CPI的格局在2007年2月已被打破，CPI高于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均达到0.35%。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真正的通货膨胀会出现货币增长过快，尤其是出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情况。而最近两年我国虽然工资有所上涨，但企业利润的增长幅度仍远远超过工资上涨的幅度，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因工资增长而产品提价的情况，因此不存在工资上涨引起物资的上涨压力，也不会出现全面通货膨胀。而且在他看来，只要CPI不超过5%，都只能称之为“物价上涨”，而不能叫做“通货膨胀”，5%到8%只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只有8%以上才是通货膨胀。
张立群则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当前的供给潜力很大：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资金、劳动力、技术都有充足的保障；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对于市场的反应越来越灵敏，市场短缺什么，企业就会很快组织生产出来。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粮食供给基础，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存在短缺，不会发生因短缺所致的通胀。
“CPI增长3%这是去年提出的调控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并不是指令性的或是强制性的”，张立群认为，从国际上来看，CPI增长3%也是一种非常温和的价格上涨，不会对于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当前价格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其增幅会超3%，但从全年来看，也不会距离3%远很多，预计还将在当初调控目标范围附近”。
袁钢明则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具体数字的高低，而是要看宏观经济中各个指标是否均衡，“经济要处于稍微上涨、略有通胀危险的情况下，才更有活力；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偏冷，伴生而来的则是失业增多、收入下降，那么老百姓将更难以承受”。
尽管CPI的走势并没有想象中值得忧虑，但是研究者们也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价格上涨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在于资产价格上涨，在于日益增大的流动性过剩压力。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经济“热不热”已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将之表述为“上半年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更加明显”。
而在《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张立群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宏观经济“高位走稳”，从投资来看，由于市场上没有明显的供不应求，因此也不可能实现涨价带来的超额利润，这使得企业在投资时将会更多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的风险，因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投资不可能继续大规模扩张；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央对地方的调控越来越见效，“两道闸门一道门槛”的强度也越来越高，而新上任的地方领导则大多选择从民生、环保等方面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今年由政府拉动的投资也不可能实现较大的增长。
赵宝华认为，总体来看，宏观经济运行短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总需求扩张明显，CPI上涨明显。但前瞻地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转型、结构优化的发展阶段，宏观经济仍然有可能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好势头。
袁钢明则选择另一个角度，从宏观调控部门的调控措施来反观宏观经济。他分析说，不同于此前几年从一二季度开始采取行政手段的情况，今年调控部门至今都没采取行政措施调控，相反则更多的采取经济手段调控，这说明，决策层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清楚的。
“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打压’措施，这也可以是保持经济目前状态的维持性措施”，袁钢明认为，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加息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措施，甚至是一个支持经济以目前态势继续进行的鼓励性措施。“判断是否过热，并不是简单地看GDP的增长速度，而是要看有没有通货膨胀、是否出现煤电油运的短缺”，在他看来，“今年的态势比原来要缓和，而宏观调控则是要保持今年以来又好又快的态势”。
但在采访中，研究者们都提出了要谨防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6月份，我国贸易顺差达269.1亿美元，再创新高；上半年贸易顺差达1125.3亿美元，同比增长84.3%；同时，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这意味着流动性过剩将继续累积。
为缓解流动性过剩，在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近年来首次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了“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向。
今年以来，央行已多次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并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截至6月21日，今年发行央行票据已超2.5万亿元。同时，财政部还发行了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同时，自7月1日起，我国调整实施共涉及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
“流动性是一个难题”，袁钢明认为，增加流动性就是为了提升经济，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放松货币增加投放，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经济上升起来后，就可能出现货币太多，甚至成为灾难。但是，想要没有流动性过多而把经济提升上去则是不可能的，这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潜在冲击，“要热运行就是要防范流动性”。他认为，当前收缩流动性的手段是有效的，而这个时候可以由国家收住热钱投资，即“收住热钱，来做冷事”，这将是一举多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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