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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可以坐好车，官小只能坐便宜车。安徽省有关部门近日专门出台文件，要求严格按照官员级别配备公务车辆：正省级干部配备排气量在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省级干部相对固定用车，配备排气量在3.0升以下、价格35万以内的轿车；一般公务用车则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官方发布这个文件的初衷自然是为了节制公务员乱花钱，与清查豪华楼堂馆所异曲同工。但按照这个文件的内在精神，却几乎不可能抑制有些官员们的奢靡之风。
这个文件十分具体地揭示了当下政府办公经费支出的基本原理：行政级别越高，就可以购置越高级的设备，建造越高级的办公大楼及越辉煌的会议室。当然，所有花费都是由财政支出的。
其实，自古以来即是如此。比如，古代就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衙门及主官住所的规制，所谓“官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次而减”。皇城是放大了的县衙，县衙是缩小了、劣质化了的皇城。甚至官民的住宅大小、尤其是宅门规制，也有明确规定。凡有逾制，将可能惹来杀头之罪。即便如此，官员、民众也经常逾制，就是超规格配备车辆、建造住宅等等。
今天欲重复这套官员公务设备规制，大约更是难以约束一些官员的奢侈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们处于自上而下的控制——服从体系中，对于官员来说，这套体制的好处是，每人都有升迁的可能。今天当镇长，明天就可能当上局长，然后是副县长，并可一路升上去。
在这套体制下，每位官员都有强烈的升迁愿望，其主要精力都是向上跑，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的政绩，费尽心机地在上级政府那里寻找关系。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模仿上级政府的办公规制，来满足自己对于未来前景的想象。
这是一种心理代偿机制。如果领导能，自己为什么不能？除了最高层官员，所有官员都会这样想。看着自己上级的办公楼、公务用车、住房、宴请标准、会议中心、礼堂、会见厅的装饰，所有官员都有一种模仿的冲动。假如自己坐在跟领导同样高级的轿车、在同样富丽堂皇的大会堂开会，自己仿佛也就成了领导。在给定的制度约束下，这种心理冲动是没有任何办法抑制的。
另一方面，在这套体制下，每位主政官员在自己地盘上的权力又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外部的约束、监督固然难以发挥作用，行政体系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不大可能奏效。因为，每一级政府都不是自治的，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政府交办的工作。所以，上级反而要依赖下级，必须全力支持下级的工作。正常情况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都很弱，除非事态闹得太大，而影响到上级在更上级那里的政绩。各种监督机制失灵，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想怎么花钱，就是自己说了算。
向上级看齐的强烈心理冲动与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建造豪华楼堂馆所、购置豪华公务汽车、提高宴请标准等等现象。而且，每一级政府都不例外。比如，前不久，中央政府若干部门刚刚查处地方政府建造豪华楼堂馆所的事情，李金华的审计报告却点名指出，若干中央国家机关建造了超标准楼堂馆所。
可以说，公务消费奢侈化是政府体系自上而下构造、而各级政府权力又未受有效约束的体制的一种内在趋势。级别比较高的政府几乎年年发文件，年年进行查处，但宏伟的大楼在各个级别的城镇还是盖起来了，各级政府也添置了一批又一批高级轿车。(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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