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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SARS浴火重生
他们是战士，经历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他们更是勇士，在非典过去4年多的时间里，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不断地鼓励自己和身边的战友，共同承担非典康复后留下的各种程度的后遗症；
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是他们最大的感触；对生活对亲人对同事的热爱，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们共同的执著。
据了解，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如今康复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勇闯红区
王火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任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呼吸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教授。2003年4月，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将康复楼作为隔离SARS感染者的治疗区后，王火带领一名护士，第一个进入隔离区为感染者治疗。后不幸感染SARS。经医院全力治疗抢救，现已能正常工作。
“你看我走路的姿势很奇怪是吗？”
2007年7月18日，记者到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采访王火主任时，一见面就发现他不敢大步快走，刚刚51岁的他驼背非常明显。
“您曾经感染过SARS？”
“对，我在红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过度疲劳和防护不足被感染了。”
“现在身体怎么样？”
“走路时关节会疼痛，家务活只能做一些轻松的，不能搬重物，买西瓜不能买大的。我一直在吃补钙和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现在身体还可以。整体来说，工作没有问题。作为军人，在危急关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能够克服。我身边每一位曾经感染过SARS的同志，都非常坚强。”
“您怎么看非典？”
“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打赢了！”
2003年4月15日，从北京疫区来的孟某某在天津先后进入3家医院，位于河东区万新村成林道的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他进入的第一家医院。
由于孟某某初进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时，并没有明显的发烧症状，加之孟某某隐瞒了自己从北京疫区来的事实，最初给孟某某检查的医生包括心内一科主任刘维宇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他转入我们医院时，最先接触的医生是心内一科的人。后来心内一科的人除了3个人幸免以外，其余人全部感染了。科主任刘维宇感染后牺牲了。”王火说，时任心内一科主任的刘维宇和王火关系不错。“我们同在一个党总支，时常在一起开会，抢救危重病人。”
4月16日晚上，孟某某出现发烧症状，在医护人员的追问下，才坦白自己在北京几经就医的经历。4月17日上午，王火在孟某某的X胸片上发现肺部阴影。发烧、抗菌素无效、肺部有阴影、来自疫区，在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诊断SARS标准中，孟某某有4项符合。经过医院再次会诊，孟某某被确诊为疑似SARS。
4月17日上午，孟某某被转入天津市肺科医院。4月18日晚，孟某某被转入天津传染病医院。4月19日，孟某某被确定为SARS疑似病例。4月20日，孟某某去世。
“从19日开始，心内一科的人开始发烧。一开始就是4个，包括给孟某某看病的刘军翔医生和詹嘉静护士长。晚上6：00，医院召开紧急会议，我从家里赶到医院时，发现会议室里的人基本都戴上了口罩。”
由于来得匆忙，来不及带笔记本的王火无法记录会议内容，刘维宇主任从自己的本子上撕下一页纸递给王火。出于职业敏感，王火没有接。“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如果是孟某某传染的病毒，那么心内一科的医生护士都在所难免。刘主任也不排除感染的可能。”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立即决定实行医院内部隔离。时任呼吸科副主任的王火，一下子被委以重任，负责发烧病人隔离治疗。
“隔离区设在医院的招待所康复楼。19日晚上开完会，我带着一名护士就进去了。”在呼吸科工作近20年的王火明白，这一去可能凶多吉少。王火迅速给妻子打电话送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一边快速赶回办公室将重要文件锁好。“我把书柜的钥匙全部插在锁孔上，以防万一。”
王火所说的“万一”，就是自己不幸感染SARS。
冒死抢救
十万火急！“最好的抗生素、退烧药用下去，体温下去后很快又上来。感染的医护人员情绪不稳定，不愿意承认自己感染SARS。”
那一夜，王火和助手以及隔离人员无法入睡。院领导批示用药绿色通道开通，只要王火要，不管是多么贵重的药，多大的量，药剂科保证第一时间送到。病人高烧不退，起初X胸片看不出一点问题，只能靠退烧药抗生素暂时顶一顶。防护没有准备，照顾病人吃喝，每天查房至少3次，王火只穿着一次性的纸质手术隔离衣。
“病房卫生间坏了，我要给通下水道。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打电话叫维修工进来。这里是红区，是隔离地带。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只许进不许出。” “查房、试体温、送饭、做思想工作，还要接病人家属电话。疲劳、紧张、劳累，各级领导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么说吧，第一因为我们是医生，天职就是治病救人；第二因为我们是军人，责任就是听从命令。明知道这里有危险，我们也要上。”
送进来的发烧病人越来越多。“王火，又进来2位！”“王火，赶快准备一下，又有人进去了！”到了4月20日的晚上，康复楼里的发热病人已经多达14人。
在那以后的几天时间里，王火和同事们在低级防护的条件下，坚持了数十个小时。由于劳累过度，王火几次晕倒在“战场”上，咬咬牙又坚持着继续工作。
当时用于隔离发热病人的康复楼，只是医院的一个招待所，没有抢救设施，不具备隔离条件，甚至就连病床也要从外面运进去。“几天的时间里，康复楼一二层楼都满了。”
“我要把你们都带出去！我要把你们都带出去！”王火带领了数名医护人员挨个床给患者做思想工作，“这幢楼只许进不许出，可是我要带着你们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我要你们都活着！”
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吃饭。
在老护士胡素萍后来的日记里写着：“那种紧张繁忙和来自内心、生理的压力，简直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些病人情绪低落到极点，焦虑不安和绝望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接下来的几天大多数病人陆续出现高热、干咳、呼吸困难，有些病人甚至摔打东西发泄……”
“他们害怕我们放弃了他们……”王火主任、任万英主任和张春霞护士长轮番做他们的工作，然后一个一个都哭着走出病房：“这工作没法干了……”
“由于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我们就把塑料袋扎在头上、绑在腿上。后来实在不行了就用防化服，穿上就像怪物。进病房时先和病人解释，对不起，不是您的病情加重了，而是我们的防护服没有了，只能用这个代替。”
不幸感染
王火在红区坚持工作11天后，4月30日，他开始出现干咳症状。“我去药房拿点咳嗽药。下午量体温37.6度，当时我这汗就下来了。到了晚上再量，37.8度，我吃了点抗感冒的药，希望体温能够降下来。”
王火发烧的情况很快被身边的同事报告。当天晚上，王火停止工作，被从医生工作区送入了病区。
“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王火回忆说。“它终于来了，真的来了。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王火接受了超量激素治疗。“地塞米松和甲基泼尼松龙，当时被看做是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有时需要大剂量。”
王火所说的大剂量，是这样换算的。拿甲基泼尼松龙来说，病人常规治疗量是一次40毫克，一天两次；而在抢救非典患者的时候，用量要加至每次320毫克，每天两次，甚至是480毫克，每天两次。
5月12日，是王火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那一夜我无法睡着，一躺下就咳嗽憋气，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血氧饱和度才86，医学标准是血氧饱和度低于90就算是呼吸衰竭。因为心功能不好，我的脚和腿都肿起来了，监护仪不断地报警，呼吸机摘不下来。我感到自己不行了，脑子里回忆进入红区以来的每一幕，想着战友和病人。我想我绝对不能死！”
由于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全力抢救，王火被从死神面前拉了回来。
“我喜欢踢毽子，能踢着毽子在操场绕大树好几圈。”王火自信地说。我爱好运动，可是现在不行，我的身体还需要恢复。
每到春夏之交，王火就会想到抗击非典那场战斗。“我们是医生，我们是军人。我们无怨无悔！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是我最想对每一个人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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