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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田先生演出的观众大都会对“田立禾”这三个字有更深的理解——高高瘦瘦的田先生远远望去还真像“田里立着的一株禾稻”。田先生的父亲是天津的一位名中医，但他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医行，不愿天天面对愁眉苦脸而选择了从事相声行业。
师傅是赫赫有名的相声大师张寿臣，但田先生却从未因此以“前辈”自居。用他的话讲，相声行看的是“活”(“活”即“段子”)，比的是能耐——很多人看重的“辈分”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许多年来，田先生没有像很多同辈甚至晚辈那样大红大紫，而是在演艺生涯的黄金期进入了曲校教书。也许是受家庭的熏陶，身为相声艺人的田立禾始终认为把相声发扬光大不应仅仅局限在剧场内。无论行事抑或演出风格，田立禾都显得颇为“另类”——这也许正是他默默无闻几十载依然能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
子承父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田立禾最终却选择了当时地位并不算高的相声行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直到今天他依然很感激父亲的开明，是父亲的努力才使他找到了一位终身受益的名师——张寿臣。不到20岁的田立禾拜师张寿臣成为相声行第六代艺人，与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等人同辈，这自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是张寿臣为之巧手化解。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很多相声艺人都是“世家”，可听说您的父亲是中医？
田立禾：我们家祖籍就在天津，我父亲是一名中医，中医学院建院的时候调过去当教师。我小学毕业后上私塾，为以后学中医打基础，因为中医没有古文基础不好读。我在私塾学习的时候没有念三字经、百家姓，直接读的《古文观止》。学相声是因为小时候受家庭的影响，我外祖母有钱有闲，平时特别喜欢看戏，就总带着我去。在孩子们里我算是听戏坐得住的，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到园子里听戏。再有就是听电台的节目，当时经常听相声，老听我的师兄，也是启蒙老师常宝堃的段子，许多段子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报广告很有特色，当时是直播，报广告掌握时间很有技巧，他把广告都糅到段子里，制造了很多笑料。我们家的院子很大，夏天大家吃完晚饭，都坐在院里乘凉，有的人读报，有时候大伙还会让我演个节目，我就说一段在电台听的《卖面茶》——这是我最早的演出经历。
快报：您是怎样走上相声这条路的？
田立禾：我的普通话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天津人说北京话困难，字好矫正，但字音不好办。因为说相声要讲北京土话，像《我爱我家》里宋丹丹讲的就是北京土话。如果你能讲好北京土话，那就可以上大的舞台表演相声了。当时各街道都成立了文艺团体，我就和许多票友一起参加演出，效果也挺好。当时有的老先生就对我父亲说我行，是这里的事儿。我父亲后来就问我想学什么，我觉得自己干中医不行，一个是因为太年轻，再一个责任太重，每天面对的是一张张愁眉苦脸；说相声好啊，面对的都是笑脸。我父亲开明，家里亲戚朋友都反对，只有他支持我——当时艺人地位还不高。我父亲告诉我如果想靠说相声吃饭，艺业还不行，还只是“玩”的水平。
快报：听说您拜师还费了一番周折？
田立禾：后来我父亲托人给我找老师，先找的是杨少奎先生，和刘文亨、刘文步在一起(学)。当时学艺先要抄词儿、听段子，杨先生认为我内向，“听活”要去南市、鸟市，我从小就没去过，到了以后围着那绕了三四圈不敢进去。“听活”听了有半年人家也不教，后来又找了马三立先生，也是抄词儿、“听活”——其实这已经是教了，可我们家没有文艺圈的人，也不懂。再后来我父亲一个朋友找到了富寿严先生，经他介绍拜在了他的师兄弟张寿臣门下。原本张先生已经不能收徒弟了，听说有一次他看了我的演出，效果挺好。后来我父亲带着我去拜师，愣叫师傅，老师直抖手，笑跟哭似的，直说不好办，怕晚辈有意见。之前老先生也听过我(说相声)，知道我有点文化，再一个看形象(有戏)，而且我能说北京话，这才肯收我。
快报：学艺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儿让您印象比较深？
田立禾：学艺的时候抄词儿找的全常宝，整整三天连我母亲都帮着抄，后来就在家念词。有一次张先生带着我去看演出，趁演员赶场间隙让我上去说个小段，垫场“打补丁”，没有效果。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众，眼光恶狠狠地看着我，打那起我在别的地方说同样的段子也不响。拜完师后老师也不急着教，只能念词，念完了老师就给介绍演出。我和佟大方搭伙在私人电台表演，效果还不错。这种流散艺人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什么地方都去，撂地也去。我最悲惨的时候干活拿5毛钱，还要帮人买菜。别的艺人出不了场还得我顶场，一说就是两个钟头。一般都是快到11点的时候才让我上去说，说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底下光剩板凳了，欲哭无泪。
快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转机？
田立禾：1953年我到唐山后情况开始好转，我带去的新段子那儿都没人说过，演出时“攒底”。在唐山一到晚上10点全市响汽笛，矿工上下工，那会儿的观众神鬼难留，能看住了不动地儿的就是这“攒底”的节目。
快报：这段时期似乎张寿臣先生还没有给您真正授艺？
田立禾：老师(张寿臣)开门办学不能不提，他让我们到处去“听活”，谁的“活”都听。当时天津地上、园子里谁的段子都听，边听边学。一个段子能有很多不同版本，他(张寿臣)的目的就是多听，正所谓“坏棋有好招”。也就是那个时期给我的(相声生涯)终生奠定了基础，当时大观园早晚两场相声，我每天都听满两场。1956年张先生才正式给我传艺，在先生家里他让我说一段《八扇屏》，说完他让我把这段忘了，从头学。我当时说的那是“大路活”，要学就学老师独特的(段子)。
群龙无首是田立禾认为目前相声界最大的问题，林林总总的“大师”中没有一位能够真正带领相声行走向繁荣的。更让他看不惯的是，现在很多相声艺人把“拜师”搞成了作秀。
快报：学艺的时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田立禾：我在“听活”期间的收获太大了，别的艺人“听活”受限制，因为他们都要演出、谋生——我家里不指着我吃饭，所以我能腾出一大部分时间来听不同的段子，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开门办学”是老师(张寿臣)的理想，但对于相声艺人来说还是失败了，因为很多人都做不到“听活”这一点。
快报：张寿臣老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田立禾：有一回老师去唐山说评书，在相声大会上演《六口人》——后台都炸了，认为这么大的演员怎么还演“小孩哏”。敢情一说上全服了，前后台都乐，就是不一样。后来我们闲聊的时候谈起我师爷，说他六十多岁时演《六口人》还能不讨厌——现在我能理解这个“不讨厌”是什么意思了，不是故意的，完全用语言艺术和表演打动观众。很可惜当时自己太年轻，没能把这个段子保留下来。
快报：听说您当初因为辈分的原因还想过“降辈”？
田立禾：那时候和我同岁的一批人拜把兄弟，问我参加不参加——当时大家都差不多大，不参加就显得疏远了。其实在我们行业里所谓的“辈”只是个名分，我们谋生吃饭不论大小辈儿，关键还是看能耐，看技艺。我们行里大辈儿受罪的好几个，郭荣起就是一位。郭先生出艺晚，比他早毕业的都成先生的有赵佩茹、刘宝瑞、李洁尘和马老(马三立)。这四位跟他平辈儿的只有马老，剩下都比他晚一辈——但在这些人里，当时郭先生拿钱是拿小份的。这并不是说谁的辈儿大拿钱就多，都是按劳取酬。所以有时候大辈儿受罪，还不如小辈儿。
快报：您觉得相声演员的局限在哪里？
田立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相声界没有真正滑稽型的演员，形体功没有，都是幽默型的，斗嘴型。
快报：现在关于流派有很多争议，您认为相声究竟有没有流派？
田立禾：我认为还是有天津派的相声，所谓天津派相声就是以天津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积淀、民风民俗为背景，这些相声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比如说《学评书》《家庭论》《师傅经》等等，有十几个段子，北京演员说不了，拿北京说去也不行，就在天津受欢迎。
快报：您的《哭论》已经成了一个经典段子。
田立禾：当时别人都不愿意演这个段子，我说我能演。本身这个段子都是煽情，乐儿太少。1978年我刚演的时候观众里都有哭的，比较另类，这么多年演下来我也有把握了。
快报：现在相声界很多人被冠以“大师”的称号，您怎么看？
田立禾：相声圈里真有那么多“大师”？哪儿来的？我不是大师，也不是艺术家，就是一个老说相声的老演员。“糖醋活鱼”美国老太太敢吃吗？人家一百多年前就有六十多家动物保护协会，美国老太太真看见“糖醋活鱼”上桌当时就能晕倒。现在新加坡中餐馆卖这道菜会封门罚款，我都有资料。拿咱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去和美国老太太对号，那还是段子吗？没有生活基础。现在媒体炒作也有些过。
快报：相声界的问题出在哪儿？
田立禾：现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公平竞争，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枪响一块跑，摔死也认了——不是那么回事。郭德纲在北京火，到了天津一样悬，在天津老尹(尹笑声)搞的比他早多了。前些年媒体上批评的声音很多，结果很多相声艺人都从天津跑了。
快报：相声演员能够长久受欢迎的似乎不多。
田立禾：有红十年的就不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一个码头能待十年不容易，当初侯宝林不在天津干，“大将”太多。再优秀的相声演员，会的段子再多，也不可能每段说出来都那么响，毕竟有温的，有火的。现在茶馆里演出的新“活”太少，想要生存就得有适应市场的新段子。
快报：您能不能讲一讲过去相声拜师的流程？
田立禾：拜师有一个不成文的法规，相声也是三百六十行里的一行，凡是行业都有一定的规矩。过去拜师吃住都在老师家，还有“效利”——时间不定，一般是一年或者半年，这段时间演出的收入给老师。谢师也给钱，但有时候也不要钱，这个可以灵活掌握。过去拜师很讲究，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建国后这种形式也简化了，我当时就摆了两桌酒席，合个影就完了。现在(传统拜师)又兴起来了，拜师还邀请“长家门”——所谓“长家门”就是指唱单弦和变戏法的艺人。因为当初相声中的很多段子都是从这两个行业中借鉴来的。邀请的客人可多可少，酒席可丰可俭。刘宝瑞拜师的时候很穷，结果是老师出钱“摆的支”(相声界术语：管拜师摆酒席请客叫“摆支”)；谢师一定要有，没谢师就等于没毕业，我们管这叫“逃徒”，但也有例外。
快报：现在相声界拜师的不少，但真正学艺的似乎并不多？
田立禾：现在拜师的特别多，而且都恢复传统了。相声是一种“以人传艺”的行业，在过去作为相声演员，必须要有师承，没有师傅，你就不是我们这个行里的人，没人带你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师徒关系大部分被扭曲了，拜师变成了拜门，谁腕大，谁有后台就拜谁，而有些演员也是拜师不学艺，有些师傅是无艺可传，有些人拜师是为了找饭辙，有些人不拜师，谁也奈何不了他。
无论说相声还是教授相声，田立禾的收入都不算高，但这没有成为他的包袱。退休后，田立禾依然执著于整理相声资料，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从他的段子中听到更多类似“长得像龟仙人”的笑料。
快报：您说相声的收入怎么样？
田立禾：我属于中等工资，1957年合营以后挣105块钱。1965年靠级，我们属区级往下靠，不能超过98块钱。1979年落实政策，补了一千块钱，我也觉得挺好。后来到了曲校我是讲师资格，被划到教育系统——等我退休了，又恢复文艺级别，我才三级。我干了一辈子才“三级”，真的是平地摔跤降级。
快报：现在您还在曲校教课吗？
田立禾：已经不教了，我退休已经一年多了。
快报：您现在的演出多吗？
田立禾：我的演出不多，也不去茶馆(演出)——茶馆也演不了，消耗太大。有时候电台需要录东西我还去，天津、北京有一些演出约我，我也会去。有的观众或同行来约我，用我的话说就仨字：没饿透——饿透了我自然就去了。但现在我够喝粥了就不去了。
快报：您觉得曲校的授艺和传统的拜师学艺有什么不同？
田立禾：曲校有一个好处是它开设文化课，设课比较科学。比如现在曲校开设音乐课和乐理课，过去学这些东西只能跟老师听唱片、听磁带；现在识谱，懂乐理，还能学习乐器。形体方面有专门的形体功老师，可以教一些舞蹈和京剧基本功。
快报：您觉得哪种方法更好？
田立禾：传统拜师学艺少好多课程，但曲校虽然设课全面合理，(学生)能学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总的来说还是素质第一，郭德纲有嗓子，人也机敏——有了这些条件才能谈到勤奋，没有这些条件再勤奋也很难成为这块材料。现在曲校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毕业后工作分配却是个问题。
快报：您的孩子有对曲艺感兴趣的吗？
田立禾：我的小孙女现在正上戏校，她学的是京剧，已经练了三四年功夫。将来看发展，只要是块料以后干什么都行。我希望她的路子宽一些，将来选择面也广。
快报：您觉得现在的观众水平如何？
田立禾：我现在接触的青年观众很多，有时候我也问他们能不能听懂相声，他们都说能啊，怎么听不懂。我在表演的时候也尽量能和时代接轨。我认为相声没有传统还是不传统，它就是一个即时的东西。观众中间真正懂相声的总归是少数，他们听不同的人表演同一个段子，来品评谁高谁低，这是最好的观众。过去有这样的观众，来到园子里就说自己得病了——在堂会上听了一个段子，表演的人“活”不地道，听完心里堵得慌，非得来园子再听一遍“正宗”，听完才舒坦着走了——这才叫观众，少，但不能没有。如果听相声的观众都是“大合唱”，那相声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快报：您觉得相声界有哪几位能称得上大师？
田立禾：在我们内行里没有所谓“大师”的称呼，只能说是各有所长。
快报：您现在主要做些什么？
田立禾：现在把我说过的段子能整理能回忆起来的都用电脑记录下来，需要图像的我和老伴一起拿录像机录下来，剧场演出的我也能刻出盘来。总之就是别闲着，把我知道的都整理出来。每个老演员的离开都会带走一大批好的段子，我希望我能把我掌握的、知道的段子都留下来。
快报：除了和相声有关的还做些什么？
田立禾：我看电视、报纸，关心时事，我还剪报——总之就是把那些有用的东西都留下来。有时候电视上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我也会听，多长知识。平时没事还练练书法，看看书法网，反正是别闲着。
快报：您认为现在相声界情况怎样？
田立禾：现在相声界整体还处在一个奋斗的阶段。相声要发展就必须抓住青年人的市场，必须有新段子，而且是得到市场认可的新段子。
快报：天津还能称得上是曲艺之乡吗？
田立禾：至少天津还有块领地，很多曲种在天津还有演出也有观众，别处没有这种氛围。但是和前辈比，我们已经落后太多。曲艺要发展关键还是看人才。
快报：您觉得郭德纲将来会成为有发展的相声演员吗？
田立禾：郭德纲听一些老段子后也改，但其中有好有坏。比那些不会的他是下工夫了，他有条件，嗓子好，抖出包袱来也是那意思。现在他在往“明星”上走，不是艺术家的方向。
今天，田立禾依然住在曲校分给他的一套单元房里。没有演出的日子里(现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没有演出的)，他会悉心整理一些老相声，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创新——这就是田立禾的晚年生活。
田先生在相声门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论辈分他算是与侯宝林、刘宝瑞等大家辈分相当，但从年龄上他又与一干“小辈”们不分先后——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能够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相声这门艺术在表演之外的“道行”。相声不见起色的时候人们说“回归”，那个时候田先生已经开始拿着自己的传统段子去敲“市场”的门；后来人们又开始谈相声的“创新”，我们在田先生的相声中已经能听到令人忍俊不禁的“龟仙人”了。用他的话讲，自己不过是个老相声演员——而无论表演还是后来进入曲校教书，田先生都无愧于“前辈”二字。
通过采访，我发现过去的老艺人们与现在的所谓“大腕”有着很多不同。虽然术业不同，但他们大多保持着低调质朴的本色；单以艺术成就而论，他们都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却几乎都过着简单乃至清贫的生活。现在的曲艺人喜欢以市场作为标尺，成也市场，败也市场；老艺人们担心的则是过分倾向市场会让他们奉行了一生的“传统”也变了味——正像他们说的：现在的曲艺，唱的越来越像流行歌曲，说的越来越像演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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