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之父”张和民：卧龙守候23载
“生啦生啦，还是龙凤胎！”在人们的欣喜呼喊和动物的尖叫声中，大熊猫“公主”的两个宝宝先后降生了。
张和民摘下眼镜揉了揉有些发红的眼睛，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位被人们称为“熊猫爸爸”的中年共产党员个子不高，文质彬彬，与大熊猫似乎有着天生的亲和力。
1983年，22岁的张和民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当时正值箭竹开花，全国野生大熊猫普遍断粮，大熊猫家族面临严峻的考验。于是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大熊猫受灾最严重的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工作。从此，他与这种古老的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卧龙的圈养大熊猫只有10只，大熊猫繁殖研究工作非常艰难。”张和民回忆说。
1987年，张和民被公派到美国爱达荷大学攻读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硕士学位。他发现美国科学家对他们国家大多数野生动物的种群情况、流行疾病和栖息地变化都了如指掌，而当时在中国，对国宝大熊猫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的张和民放弃了和妻子留在美国的机会，下决心攻克大熊猫繁殖这一难关。
“在整个80年代，全世界研究机构都对圈养大熊猫的繁殖一筹莫展。”张和民说。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曾多次派遣外国专家到中国共同研究，十年间仅繁殖了一只大熊猫，而这只也只活到了两岁。
张和民发现，那时大熊猫彼此总是“不来电”，他们被送进“洞房”后总是打架，“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就像三座大山”。
令张和民最开心也最伤心的事情发生在1992年，一只大熊猫终于成功受孕，并生下一只熊猫宝宝，这只熊猫也成为研究中心第一只人工哺育的熊猫宝宝。然而就在180天后，这只宝宝突然死亡。“那种痛苦和绝望简直快令人疯掉了。”张和民说。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张和民终于意识到，原来繁殖中一个最大的障碍是大熊猫的情感问题。
“由于野生大熊猫一直是喜欢独居的动物，我们在研究中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张和民说。圈养的大熊猫被单独关在笼子里，每天饲养员朝九晚五上下班，人和熊猫、熊猫和熊猫之间，没有什么感情。
于是张和民顶着压力，决定把熊猫们聚在一起，让它们共同玩耍，“自由恋爱”。
他也向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以前他们每天8小时上班，下班后大熊猫就没人管了，张和民认为这并不符合大熊猫的习性，“大熊猫是边走边吃边睡的动物，一天有16个小时都在活动”。
“我要他们24小时照看大熊猫，每天喂熊猫时要和它们说说话。”他说，“大熊猫和人一样，心里一紧张，激素分泌出现问题，就会生病。”
现在工作人员对大熊猫是“爱心喂养”，大熊猫生病明显减少了。
大熊猫毕竟是野生动物，饲养它们也有风险。1995年的一天，张和民拿着一根驯兽棍指导两岁的大熊猫“英英”练习爬树，但不知何故“英英”突然大发脾气，转头抱过他的小腿紧紧咬住。为此，张和民住院3个月。
“它肯定是嘴下留情了，要不我的腿就残废了。”回忆起当时惊险的一幕，张和民只是笑。虽然“英英”此举很不友好，但张和民没有对它进行任何惩罚。
现在，“英英”已经是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英雄妈妈”了，创下了生育15崽中7对双胞胎的记录。
而1998年诞生的“公主”作为第一只完全人工喂养的大熊猫，也早就当上了妈妈。
从1992年到2006年，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圈养的大熊猫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现在的119只，其中人工繁殖73胎109崽，成活94只，占世界圈养大熊猫种群总数的50%以上。在卧龙，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熊猫圈养种群。
2001年12月，张和民被选为四川省卧龙特别行政区主任、国家林业局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由于大熊猫每天需要3到5吨竹子做口粮，他就把保护大熊猫和帮助当地群众致富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鼓励群众种植大熊猫食用竹，由特区承诺不低于保护价收购退耕还林的竹子。
卧龙镇28岁的藏族青年陈应军家里有5亩地，以前种土豆玉米。2002年退耕还竹以后他和卧龙保护区签了8年合同，去年光靠卖竹子就赚了两万多元。
保护区里像陈应军这样签了合同的农民有3000多户，其中近一半是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
张和民在今年5月16日高票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他是我们林业系统杰出的共产党员，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尊平说。
现在，张和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卧龙用7年的时间投资两亿元人民币建成一个容纳300只大熊猫的“大熊猫全国繁育中心”，解决目前科研、财力、人力分散的状况，以保证大熊猫的人工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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