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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申吉：人海战术取胜
6分钟的表演结束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活动的赞助商——葫芦岛某公司一位女士也承认：“公司有点后悔，这样的活动过于形式主义，是凑人数。现在，这样的活动搞得太多了。”
古筝“申吉”两天后，在浙江舟山，开展了5590名群众演员参加的“万鱼大巡游”活动。它以最大规模的“人扮海洋生物集会”，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经南方周末调查核实过的人海战术“申吉”(或准备“申吉”)活动还有：在宁波梁祝文化公园，12658人参加的“万人相亲会”；在云南曲靖，连续3天的“百味料、千米街、万人尝”烧烤长街宴;在珠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师生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联手创造的4796人“手语大合唱”；以及2007年5月，云南临沧茶文化博览会上的“千人甩发舞”……如果加上其他媒体报道的，林林总总，不下几十个。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的统计，他们一年内能收到三四百个有效申请，2002年至今，通过中国申报中心申请成功的纪录共有110多项。
按照吉尼斯方面对南方周末提供的材料，这个被称为“普通人的奥运会”的精神实质本是挑战极限、超越自我。比如，一位空手道高手试图用手劈开22块混凝土质地的方砖;另有西方“玩家”把头发、胡子留成几米长。52年前，第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面世，其中共有12个项目，包括运动、科学、商业、建筑、自然界等，其中1 / 4是有关运动的内容。
但吉尼斯认证官吴晓红对南方周末称：集体活动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接受的项目。“我认为，参与集体活动需要许多人为一个目标努力，共同取得大家期待的结果。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她说。
认证过葫芦岛的古筝合奏后，吴晓红赶到了经历洪灾、罕见地向外界发出求援信号的朝鲜。2007年8月15日，朝鲜政府在平壤组织10万人参加了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现场认证后，她向朝鲜文化省副相宋锡焕颁发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
“我很欣赏这个大型的团体操表演，我认为那是别有特色的、很好的艺术表演。”吴晓红说。和中国葫芦岛市一样，证书同样注明：这是“艺术表演”纪录。
如果说，参与人数众多是中国式“申吉”的第一特色，地方政府参与则直接推动了此类活动的进行。
已在2003年停播的《中国电视吉尼斯》制片人倪维行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当时节目组收到了无数全国各地政府的邀请函，希望通过节目组来宣传当地的旅游文化。“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荒漠，从南国椰林到北方雪原，从长城脚下到黄河源头，神州大地无处不留下我们摄制组的足迹。”他说。
葫芦岛古筝“申吉”活动后，有人披露了组织者——东方女子古筝乐团团长王天一的背景。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他还身兼葫芦岛市委副秘书长。
该市政府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证实:文化节的各个环节的联系人，大多在王天一创办的乐团、开办的学校中担任演出或教学职务。而主办方则挂名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申吉当天，葫芦岛市主要领导悉数出席。
在葫芦岛市，“筝政合一”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地方政策。根据计划，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葫芦岛还将举办一次与古筝有关的大型庆祝活动，届时将有2008名古筝手和2008名太极拳手齐聚九门口长城。
王天一也承认，这是出于塑造城市形象的需要。“扩大一个美好城市形象表述语，需要人为搭建平台。通过活动的开展，会让各地及国外筝手、随同人员看到葫芦岛的文化底蕴，看到葫芦岛‘三点一线’发展战略和强大的工业实力。”他说。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申吉”或者由政府直接组织，或以商业公司牵头、政府挂名。一些政府机构，往往利用职权为企业策划的行动拉来人马。
云南临沧的“千人甩发舞”，是市政府文化产业办公室组织操作的；2003年9月20日，深圳罗湖区“万人齐刷牙”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深圳罗湖区总商会、罗湖区教育局、罗湖区卫生局主办，与“高露洁”合作的产物。在重庆，2007年3月18-20日，市政府专门发文件，从各单位抽调负责人组成组委会，创造“万人火锅宴”的吉尼斯纪录。而在今年，一个大城市还试图建立千人公厕，并准备申报吉尼斯，被网友许为“世界上最臭的形象工程”。
这些“申吉”活动，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面子”。比如在某市的政府网上，还专门开辟出当地“全国之最”栏目。当地最长的橡胶坝被特别注明，“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列为1999年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它和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县级公园”放在了一起。
孩子，荣耀还是被利用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后还发现:此类“申吉”活动中，民俗和体育是最大的热门。元旦、国庆等节日，以及即将举办的大型体育盛会，则成了最常用的噱头。教育局、团委、妇联和旅游局等机构，则是最常见的主办方。对此，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俊华担心，弘扬民俗不是这些活动的目的，而是沦为政治工具，传统的东西被平庸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是最常见的纪录制造者——葫芦岛市之前，古筝合奏人数最多的纪录也是由这个群体创造的。那是2005年10月，1008名女子在广西南宁的“2005东南亚国际旅游美食节”上齐齐拨动琴弦，《渔舟唱晚》回旋于青秀山上。同时百名儿童颂读国学经典。
而在郑州文博广场，2007年8月15日上午，出现了1059人合奏萨克斯。经公证后，该材料将投给吉尼斯总部进行认证。演奏者大多数是10-20岁的中小学生，年龄最小的选手7岁。
2003年8月28日，一场118架钢琴合奏的露天音乐会，在西宁当天竣工的大型广场新宁广场举行。演出地平均海拔2600米，参演的118名琴童是平均年龄11岁的孩子。合奏因此打破了3项纪录:全世界钢琴数量最多的音乐会，演奏员平均年龄最小的钢琴合奏音乐会，以及举办城市海拔最高的钢琴合奏音乐会。“演出很成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当时的音乐会导演沐寒说。
“对这些活动，学生是难以抵制的。”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复旦大学教授于海认为，“一是学生没有这个力量；父母即使不愿意孩子去，也对抗不过学校和老师。”
“80后”作家韩寒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利用群众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我们国家比。我们的群众估计自己也很喜欢去创造世界纪录，来体会地域自豪感，大把的纪录等待我们去创造。按照这个趋势看来，十年以后，一半的世界纪录都是我们中国的了……比如5000个学生同时做俯卧撑、10000个群众同时吃羊肉串，这样的纪录随时可以创造。
但吴晓红并不这样认为。她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人创造纪录的激情，是中国正走向繁荣的一个迹象，“正在追赶发达国家”。
“吉尼斯”这条产业链
组织者、参与者，以及幕后推手，可谓“各得其所”。那么，所有活动的发起者——无论是英国吉尼斯，还是中国上海的“基尼斯”，又能获得什么?
现在被指称“冒牌”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一开始就公开向国内的纪录申报者收取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费用。2001年，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被公开的收费标准以公益性、正常性、广告性区分，个人申报为2000元，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挂名申报为30000元。
2002年7月，北京三路居小学申报大世界基尼斯的绳网跳绳之最。大世界吉尼斯的开价是3万元，学校出不起，后来乡里找了家公司赞助，砍到两万元后才申报成功。
而“正牌”的英国吉尼斯方面，虽然总部授权的中方机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对南方周末称:除了开辟“绿色通道”收取额外费用外，对挑战纪录者并不会收取任何认证费用。但位于英国伦敦的总部解释，“如果认证人员亲自到申报现场，可以提出相关的费用。”
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的唐日松，曾在一篇论文中表露了他在中国打造吉尼斯产业的心得:“辽教社”自1998年起与英国吉尼斯公司合作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以吉尼斯品牌为核心实现多元化经营。双方以最初的图书合作，延伸到吉尼斯纪录申报中国唯一代理、组建吉尼斯俱乐部、拍摄吉尼斯电视片以及筹建吉尼斯主题公园等领域的合作，“初步形成一条吉尼斯文化产业链”。
他写到，通过播放吉尼斯电视片，建立吉尼斯主题公园，可以更好地推广吉尼斯品牌，在全国形成挑战吉尼斯的氛围，培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文版的读者群。这正是吉尼斯公司的经营思路。
“这很正常，”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产业经济学的干春辉教授解释，“企业出于商业目的通过创造‘之最’获得轰动效应；NGO等形式的非盈利性组织，也需要通过‘申吉’来推广他们提倡的某种目标。而吉尼斯是一项比较有意思的挑战活动，公众对它也很感兴趣，需求是产业产生的基本条件。”
但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平教授对吉尼斯产业化表示担忧。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挑战极限往往被经济理性利用了。为追求稀缺的市场意义，这种挑战越来越具有人为的、刻意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式“申吉”中某些地方政府的介入，纳税人的钱被投入了这项活动中。甚至有专家认为，这是资源的浪费。既然这么“青睐”孩子，为什么不能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希望工程中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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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尼斯和基尼斯
它们有一字之差，又互有渊源。
1992年，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搞起了大世界基尼斯——天下第一擂台，一些怀有绝技的奇士能人纷纷参加，诞生了一批大世界基尼斯纪录。1993年，当时的英国吉尼斯出版公司与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签署过一份协议，但协议终止于1996年12月31日。
在中国中断了三年后，1999年，英国吉尼斯总部更换了中国代理商，授权辽宁教育出版社。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于2007年1月份脱离辽宁教育出版社，与它一起从属于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对“多”和“大”的嗜好，不仅仅体现在“申吉”的思路上。从小学起，我们的课本上就一度这样宣传：“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等我们长大后才清楚：地大不等于物博——中国恰恰是资源贫瘠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则把排名第4的GDP拉到了人均第112位(2006年数据)。
今天，我们身边的大家伙就更多了。比如，为“××献礼”的大型晚会、合唱会、集体舞，参与人数之多，几乎每个都能创造世界纪录；被著名学者和公众再三诟病的大广场、大马路，在修建时丝毫不考虑花了纳税人多少钱；还有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大的机场和火车站，进出口多得绝对让你找不到北。
“大”和“多”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就是“高”(我们树典型也喜欢“高、大、全”)。这主要体现在喜欢造出什么高楼、什么电视塔上。但拼命“拔高”，丝毫不考虑城市建设规划。一位建筑大师称，过多高层建筑的出现，会导致空气污染、对流不畅、灾难救援等诸多问题。
但这些面子货，恰恰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潮流。追述其根源，泱泱大国自古就喜欢这样的“气势”，到了“文革”发展到最高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从现实上看，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偏好于此，打开某些地方的官方网，你会发现：“成功组织大型活动”、“建造了能容纳××人的大广场、大剧院”，往往成为说明其地方“实力强悍”的重要手段，并可能为地方官员升迁铺平道路。所以，我们谓之“政绩工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在我们重视“大”和“多”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对精巧和先进的追求。但很明显，后者的作用要大于前者——就像大砖头般的“大哥大”，功能不如掌中宝手机一样。虽然有些暴发户喜欢用“大哥大”炫耀自己的地位。所以，一些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好大喜多”的心理时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发心态，而背后折射出的是不自信，拿不出精品和实力，只能以大、多吸引眼球。”
一度热播的《大国崛起》，应该给我们启示。那些崛起者，没有走人海战术和“大规模”路线。尤其是曾统治半个地球的英国，以及经济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日本。科学、技术、教育是他们的强国之路。而在英国发祥的吉尼斯精神，本是种追求极限、挑战自我的精神，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想想：把活动搞大、人数搞多，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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