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城”运动下，房价大跃进
月薪5000多元，根本无力买到五环以内的房子
年轻的黄海平迁入厦门的新居时，60岁的刘容成搬出了从出生一直居住的四合院。他拿着领到的补偿款，在北京四周奔波了数月，于2002年底，在通州区一个叫新华联家园的小区，买下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考虑到退休了，住在郊区，空气好。”刘容成打算在通州一直住下去了，他在此买房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便宜的房价，“才2400元一平方米，城里的三环边的都是6000多元了。”
2006年，老刘不得不再次搬家。“儿子要结婚，新华联的房子要给他做新房。”他本指望儿子工作后能赚钱自己在城里买上房子，可是，月薪5000多元的儿子根本无力买到五环以内的房子，“五环内没有低于10000元的房子了，他买不起。”就连刘容成住的新华联，也涨到了近8000元。
“儿子终于买到了便宜的房子，5000多元一平方米，还是按揭的。”儿子买下的是一套远在河北境内的房子，与刘容成做了交换，老刘搬家到河北一个小镇上。“周围邻居都是从北京城里搬来的，倒不陌生。”刘容成搬到的燕郊小镇，距离北京四环30公里，隶属河北廊坊，数年来，移居而来的北京城里人和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已达20万之多。
潘石屹在北京城里有一套豪华的公寓，他更喜欢在北京城外的八达岭山脚下晒太阳，在多个房产项目上的成功，操着西北口音普通话的老潘才有财力集纳多国建筑设计师的智慧，建造了“长城脚下的公社”别墅群，并使那里成为京城名流云集之地。
在刘容成从城里搬到郊区，又从郊区搬到外省的几年中，北京房价以每年超过10%的幅度上涨着，2006年底，北京商品房的销售均价已经上涨到8792元／平方米。而在2007年上半年，这一纪录再次被打破，北京五环内万元以下房子绝迹。
高房价之下，买房成了难题，安居无从谈起。“住房保障体系的亏欠，使大量本该在保障体系内解决居住问题的居民，进入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从而导致了刚性需求始终不能得到分流。”参与了房改制度设计的乌日图说，于是，中国各大城市进入了两轮大规模调控，但房价却是越调控越上涨。
2004年春节过后，正值宏观调控降温房价之时，老潘作文《2004年北京房地产将要发生的事情》，预言“房价会涨”，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后来，有媒体报道说，老潘为此遭建设部“不点名”批评。但是，房价真的像小个子光头男人说的那样，一发不可收地涨了起来。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透露一组数字：2001-2003年的3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9100亿元。而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的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可见一斑。
“房改十年，房价涨了若干倍，好像早年买了房子的赚了，现在没买房的买不起了”，那位退休的建设部门官员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想压低房价变得很难，这正是越调控价格越高的根本原因。”
三年三份文件，压不住房价
房价不为两轮调控及行政手段上阵所动，涨势依然
2005年5月，国务院转发了建设部等七部委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这就是被后来称为的25号文。在全国房价的突飞猛进中，国家层面控制房价就此开始了。
这份“意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各项调控政策措施，做好供需双向调节，遏制投机性炒房，控制投资性购房，鼓励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合理引导住房消费。“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被着重提了出来。
25号文之后，一些相关政策随后出台，这被习惯性称为第一轮宏观调控。遗憾的是，房价并没有如25号文所要求的那样应声而落，相反，很多地区再次掀起涨价风潮。
一年之后的又一个5月，建设部、发改委等9部门制定《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务院做了转发，后被称为37号文。
37号文是对25号文的再次重申，指出了在一次集中检查中，发现对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涨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37号文比25号文作了更细的要求，明确要求各城市在2006年9月底前公布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目标，套型在9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比率达到开发面积的70%被明确提了出来。随后，税收和银行信贷政策进一步紧缩。
在200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37号文件被再次强调。
可是，房价却仍然不为两轮调控、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所动，乃至行政手段上阵，房价涨势依然。国家发改委今年8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了7.5%。
2007年4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房地产形势和廉租房制度建设座谈会。8月1日，国务院第187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这第3个“意见”被称为24号文。核心内容是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界定了政府和市场边界，住房保障与市场分离。
三年三份文件的发出，将走了十个年头的房改推向了新的层面，重新回到了1998年的房改政策上，在那届政府制定的文件里，已经考虑到了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的商品住房。”文件中说。
8月24日的全国住房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低调召开了。
房改纠偏，回归公共政策
在建设部“最后通牒”下，268个地级以上城市建立并实施了廉租住房制度
“必须对保障政策进一步细化，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例如，对中等偏下收入户供应限价商品房；把经济适用房分为销售型和租赁型两类，前者供应低收入偏上户，后者供应高出低保线，但又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偏下户。”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张元端多次提及他的观点，并在全国建设会议后再次重申。
张的观点与8月24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精神多处相似，这次会议之后，将有一系列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文件陆续出台，多位专家预计，完整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将在年内形成。
顾云昌曾应建设部邀请，参加过对十多个城市的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调研，情况不容乐观。“早几年，上海就没搞过经济适用房建设。”顾云昌在接受CCTV采访时说，“他们说2000年的时候，上海的商品房价格只有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
房改政策实行5年后的2003年，全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总投资下降到当年房地产投资的6%。直到SARS结束，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快速上涨，经济适用房覆盖面不足带来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大量无房居住又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人，只得进入商品房市场，房价水涨船高。
“一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无力购买市场商品房，一些家庭的收入刚超出最低生活保障线，够不上廉租住房保障政策的资格，但又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一些家庭需要解决拆迁安置房。”张远端将这些居民称为“夹心层”，如何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他认为就应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张远端在一篇文章中特别介绍了江苏南通市的经验，分6个层面对全市居民住房问题统筹安排。
在2006年，宏观调控逐渐从“国六条”、“国八条”等走向“住房保障性功能”的政策层面，逐步将房地产从产业政策向公共政策纠偏。
“尚未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的城市，必须在2006年年底前建立并实施。”在建设部“最后通牒”重压下，268个地级以上城市建立并实施了廉租住房制度。在经济适用房的概念之外，又提出了廉租房概念。“国家在房地产发展战略上显露出调整姿态，从产业政策向公共政策回归，房地产开始从过度市场化向社会保障属性倾斜。”经济学教授尹伯成说。
政策的回归需要实施细则的保障。据早前《经济观察报》报道，建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草拟文件，预计大部分措施将在9月、10月提交国务院，年底前印发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