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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大闸蟹生命却很脆弱，一次意外的风，一股意外污水，甚至是一个意外的政策——像太湖蓝藻污染引起的“改水”，都可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的命运。
苏兴保不会游泳，却在阳澄湖上做了一辈子渔民。如今阳澄湖上养蟹的养殖户数以百计，苏兴保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上收益特别突出。不过，他转而用略带得意的口气说，自己是阳澄湖上第一个用围网养大闸蟹的人。
这真是出乎意料。中国人将勇者形容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养螃蟹，似乎也着实要有一点勇气——看上去，他却很寻常。
这个憨厚乐天的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矮、黑、瘦。他的儿子苏振华，今年不到30岁，跟他完全相反。7月25日，苏振华开着自己的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带往阳澄湖边。不一会，苏兴保开着快艇破浪而来，远远地打着招呼。
他开着快艇，把我们接到他家里。一条水泥船泊在湖中，船上桌椅齐全。一看就知道，螃蟹收获的时节里，苏家曾经开门做生意，招待过食客的。
第一个养螃蟹的人
1990年之前，阳澄湖上没有人养螃蟹。大闸蟹的第一块金子招牌，那时候连影子都还没有。
苏兴保的老家在常熟沙家浜——就是京剧“样板戏”里的沙家浜。他自幼在阳澄湖上捕鱼。1990年，和同村另外两家人一起，到阳澄湖承包一块水面，准备养螃蟹。
水面空着，“想围多少围多少”。三家人一共围了150亩水面。共同投资，收入平均分配。没人知道养螃蟹是不是能赚钱，一家不敢养，合伙人都有一点忐忑，三家合伙，是为了降低一点风险。
手续也简单。村里开个证明，证明他们是渔民身份，然后到常熟水产局盖个章，再到苏州渔政局盖个章，每亩水面交50元的水产资源费，围网养殖的手续就算办好了。第一年的蟹苗，是苏兴保从崇明买来的。8块钱一斤，一共买了350斤苗。农历四月，苏兴保把蟹苗投下去，就此开始了养蟹生涯。这一养就养了17年。这17年里，阳澄湖大闸蟹从不见经传到风行一时，苏兴保是最好的见证人。
他刚刚养的时候，没有经验，靠的是多年打鱼捞蟹对鱼蟹的一点了解，每天去围网投放饲料。苏兴保对这150亩围网充满了期待。可惜当年的运道不好。1990年太湖流域发大水，影响了大闸蟹的生长，秋天，螃蟹卖给在湖上收购的人，苏兴保往家里拿回了分到的1.5万元钱。这收益算不上高，更加不能和今天养蟹的利润相比，不过，已经足够让苏兴保一家“开心得不得了”了。那时候在阳澄湖做渔民，每年收入也只有七八千块而已。
有了这一年的收益垫底，苏兴保的胆子渐渐大起来。到1993年，养殖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1990年的3倍。年初，三户人家每家都买了350斤蟹苗，希望收入能够与投入成正比。周围的渔民看到养蟹的收益高，也渐渐跟着加入进来。
在渔政站上班的张林根，最清楚那几年阳澄湖的情况。苏兴保家有了收成，其他的渔民也跟着在阳澄湖里围水面养蟹，大规模围网养殖从1992年开始，地方政府鼓励养殖业，养殖水面没有太多限制，政府还给养殖户发放补贴。螃蟹虽然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的市场，但是销路尚可，阳澄湖大闸蟹的名气，也一天天慢慢培养了出来。很多种地的农民和外地人也到阳澄湖里来养螃蟹。
苏兴保的兴致很高涨。到1994年，最早养蟹的三家人家散了伙，苏兴保索性一个人围了200亩水面，准备大干一番。
事与愿违，苏兴保没想到，水面大，投料不均，螃蟹反而长不大。接下来，苏兴保一连赔了好几年，除了围网面积太大，也因为，水污染来了。
1995年，除了蟹苗，苏兴保还往围网里放了1.5万尾鳜鱼苗，到割小麦的时候，石牌、姚镇、太仓一带的染料工厂排污，蟹苗鱼苗全部死光。这一年他亏掉了七八万。而1996年的惨痛经验让他记忆更加深刻。农历三月十八，苏兴保把花2万多元买来的1.5万只蟹苗投放进围网，到农历四月十五，有人往阳澄湖里排污，一夜之间，蟹苗死了个精光。
在围网发展最快的1997年到2000年，阳澄湖水质迅速恶化。1997年发现阳澄湖水质呈现出富营养化的态势，2000年夏天，阳澄湖第一次发现了蓝藻。
围网多、饲料投放多，增加了阳澄湖水富营养化的负担。但是苏兴保认为，主要的污染不是他的围网养殖，而是工业排污。1997年，苏兴保把围网位置从东湖偏西的地方转移到东湖中心，因为远离工厂，水质和大闸蟹的收成都要好很多。
阳澄湖争夺战
尽管水污染影响了渔民们的收成，但随着阳澄湖大闸蟹名声日益响亮，渔民们还是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要养蟹的人多，湖面有限，大家只能靠抓阄分水面。从2001年开始，每家限制只能得到60亩水面，以4年为期限，4年以后重新再抓阄分配。抓阄获得水面的人家，要交5000元“风险金”，水面不允许买卖，但可以出租给本地渔民。
阳澄湖上开展过几次减少围网的整治，每次围网面积减少，就意味着有人抓阄抓不到水面。2001年，阳澄湖围网一次性要拆除一半。拆除围网属于行政命令，对渔民也没有补偿。那几年正值阳澄湖大闸蟹行情最高的时候，按照张林根的说法，一个渔民一年要赚20万，失去水面的渔民自然不满意。渔民对整治意见很大，水面矛盾无法解决，渔政所里时常挤满了前来上访的渔民。
那几年，张林根最头痛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没分到水面的渔民闹矛盾，一是湖水污染，渔民来渔政站“告状”。一到夏季高温天，张林根每天上班，就要接待来告状的渔民。污水让蟹苗成批地死亡，渔民来投诉，渔政站完全无能为力。
直到2000年以后，污染状况才开始好转，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环保局和地方政府开展了几次“铁腕治湖”的行动，沿太湖和阳澄湖的工业企业被要求达到排污标准，一些工厂关停并转，阳澄湖水也慢慢恢复了一些元气。
2001年，水质明显变好了。1万只蟹苗下湖，秋天可以收上来成熟的螃蟹9800只。湖里的鱼抓上来可以直接烧着吃，也闻不到特殊的污染后的怪味了。
从1990年到现在，苏兴保年年养蟹，虽然围网的面积在减少，但大闸蟹越来越值钱，收入也越来越高。2002年以后，阳澄湖里开始风行“船菜”。渔民家家户户置船忙，从12吨的小船到80吨的大船，价格从几万元到上百万，不一而足。大船越来越多，船菜固然赚钱，造成的污染却成了阳澄湖的公害。这时候，阳澄湖大闸蟹的金字招牌已经越来越响，名声也渐渐超出了周边地区，开始出口外销。当地政府开始考虑整顿船菜；先是在巴城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让湖面上的餐船靠岸经营，安置不了的，给一笔赔偿，拆卸关张了事。
苏兴保也跟风买了一条船，在湖里经营起“船菜”来。真正的餐饮消费是很少的，蟹老板们瞄准的是酷爱食蟹的上海客人，吃饱了还要买些走，其中有一笔好生意可做。
要出口，要内销，还要在船上卖，阳澄湖大闸蟹开始供不应求。一些“歪脑筋”也应运而生。张林根算了一笔账：一家30亩水面能产1万斤大闸蟹，但每年统计下来，渔民一年卖出5万斤是很常见的，最会经营的一年的销量在10万斤以上。其他的蟹都是从外地运到阳澄湖来的，丢进阳澄湖养几天，出货，俗称“过水蟹”就是了。
“有些船上，吃的肯定是阳澄湖大闸蟹，带走的就可能是产自其它地方的冒牌货了。”张林根说。
2005年，为了防止污染，阳澄湖中的“船菜”被禁止了。苏兴保的船既没有靠岸，也没有拆掉。他现在住在这条船上。
吃饭也是大事
苏兴保的儿子说到阳澄湖的现状，很有些愤愤的意思，觉得如果继续开发阳澄湖，应该比现状要好得多。这个年轻人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在常熟做装潢生意，但心里还是惦记着阳澄湖，希望能靠湖吃湖。他带我们走到船头，挥手指点心目中对阳澄湖养殖旅游一体化的宏大构想，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苏兴保专心听了他儿子构想的蓝图，笑眯眯地。儿子走了，苏兴保满意地评价说，他儿子对阳澄湖“有兴趣”，为人“也很有能力”，但是，他说，绝不会让儿子再做湖里的营生。“太辛苦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一边叹气，“风险太大了”。
美味的大闸蟹生命却很脆弱，一次意外的风，一股意外污水，甚至是一个意外的政策——像太湖蓝藻污染引起的“改水”，都可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的命运。
2007年年底，按照老规矩，又到了重新抓阄分配水面的时候。照目前的说法，明年阳澄湖的围网面积至少要减少一半。苏兴保希望自己的运气能好一点，明年还能留在阳澄湖，养点鱼和蟹。他觉得自己还不老，没有到该退休的年纪。
“改水是大事，搞环境(整治)我没意见，但吃饭也是大事。”苏兴保最关心的是，如果自己因为“改水”不能养蟹了，他能得到什么补偿。
这个问题，连大闸蟹协会的会长和太湖渔政的官员都说不清。苏兴保只好等待。“如果上岸，我什么也不会做，要我退休也许，不过要给我们一个养老金。”
“给多少呢？一个月一千怎么样？”有人试探他。
苏兴保笑着摇头。追问之下，他含含糊糊地说，现在他夫妻两人一年收入六七万不成问题。养老金嘛，总不能低于年收入的一半吧？
2007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超过了去年。到6月上旬，蟹的重量普遍比往年重了10克，因此，张林根预计，全年产量会比去年的800吨要多。苏兴保的年收入应该还会上涨。但问题是，明年的大闸蟹产量、价格，和年收入，就不在他的预测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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