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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磨一剑，《反垄断法》获得通过之后，在具体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特别是面对日益“热涨”的外资并购，或许还需要更多的细化和配套。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报·产权周刊》关于“《反垄断法》调整下的外资并购猜想”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反垄断法》关于外资并购虽然在程序或执行上还有缺陷，但还应该持肯定的意见。这一步“并不是限制外资，而是规范外资的管理”。
8月30日，《反垄断法》获得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跨境并购要过国家安全审查”最终被纳入到了《反垄断法》的框架范围内。
“严格讲外资并购在我们外商直接投资中间的占比是很小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外资并购也就是最近几年开始热起来的，我觉得还是跟整个环境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张燕生说。
《反垄断法》为国有企业留出了一定的特殊空间。合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李肃表示，三类收购兼并中，《反垄断法》最终还是聚焦到外资。
“大型国企现在并购，被排除在外，一个股东拥有50%以上的控股权，同类企业合并是国资委合并国企的主导方式，因为是一个股东持股，不在垄断范围，最好的民营被国有企业并购的案例很少。现在竞争性行业的民企互相之间并购达不到垄断的规模。”李肃表示，除了有些民营企业之间的恶意并购可能会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外，目前真正具有竞争、垄断性的因素，导致收购兼并马上会借用《反垄断法》的就是外资并购。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晓森律师表示，《反垄断法》现在留了很多口子，比如关于组织机构。
“现在关于组织机构，《反垄断法》当中就说成立一个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规则。关键还有执法机构，这个机构怎么建立，怎么去调查，怎么执行，这个问题很关键。”在张晓森看来，有了组织机构和执行机构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社会舆论监督这种机制。比如说像乌克兰有一个反垄断社会舆论监督委员会。”
从事项目实务的汉能投资集团副总裁高哲表示，《反垄断法》不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阻碍，他比较关注的依然是执行的力度：“哪个部门去集中执行，包括是发改委还是工商局，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对于我们投资这块，寻找渠道也是比较关键的。”
“现在《反垄断法》留了这么多口子，将来肯定要把这个口子逐渐收起来，关键是要实施和执行。”张晓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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