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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镇上。1946年波兰刚刚复国，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为国家博物馆，并进行原地原貌保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讲解，而是那些壁垒森严的围墙，密布四周的电网，高耸的哨所看台，是那些曾经结束过110万人生命的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焚尸炉……这些原貌保存的场景，使观者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气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展厅里成堆的遇难者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犹太人的头发。这些实物比任何描述，给人心灵的冲击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难同胞尸骨，更多的还停留在照片加说明的展陈方式上。纪念馆所在的江东门地区，就是当年日军集体屠杀南京百姓的一个“万人坑”遗址。可在1984年建馆的时候，建设者们并没有刻意寻找遇难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当他们在馆内整理草坪时才发现这些遗骨。纪念馆研究部主任梁强说:“当时想赶快把馆建成，也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三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对记者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采访中，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向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名录》的编辑开始以后，编辑者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而且，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内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自宽，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者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
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叭)，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
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
就这样，编辑者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五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四点钟一直绑到下午四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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