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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透明，越民主，越接近公正”
有当地官员评价说，这次改革是投进平静水面里的一粒石子，纵然掀不起大澜，亦弥足珍贵。
此前，相较于近年四川、浙江各地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核心的地方党委改革冲动，地方纪检系统则一直沉寂。
赞赏者认为，结果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加了办案透明度，而监督职能的体现，在会议召开时已经形成，即便起不了决策作用，但至少会给决策者增加压力，增加了个别人独断专行和枉法定性的风险。
“是对党内的集中大于民主，民主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一种冲击；是对党内民主滞后于人民民主的一种矫正。”市纪委宣教室主任邢路惯于这种宏观的理性评判。
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敖建斌颇专业地说：“由九个常委讨论到三十多个委员讨论，无疑是扩大了民主，使决策更科学。由此我们班子成员几乎没有异议地支持和实施这个改革。”
异见者大多来自纪委系统外部，常德市委政研室主任洪振海持谨慎乐观态度，“全委会扩权，恢复其应有地位，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但以具体案情的定性量纪来实现监督常委会甚至一把手，值得商榷。”
他说，综观纪委办案中的弹性环节，大多发生在立案和调查期间的干扰，真正到了定性阶段，其实已成事实。
他提议，应将全委会的监督职能尽量向案件的调查和审理阶段转移，比如纪委的立案权，线索初核部门可由向分管常委负责改为只对全委会负责。
但这一看似点中要害的建议，几乎遭遇到了纪委所有委员的否决，“线索搜集阶段，知情者越多，走漏的风险越大，只怕还没查，已经打草惊蛇。”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目前来看没有可操作性。”常德市纪委纪监二室主任龚丹诚评价。
另一异见认为，案子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纪委委员的组成结构，和人大政协一样，领导比例高，纪委全会中，机关人员比例高，三分之二是纪委系统内部的，决策主体、监督主体和执行主体重合，实际上还是自体监督。
但纪委书记刘剑英却执意要走得更远。
他认为，纪委办案，应和司法办案一般，“越透明，越民主，越会接近科学、公正的原则。”如果不出现干扰，他甚至希望，但凡重大疑难案子，均应开辟渠道，上全委会讨论，最理想的状态甚至是所有案子。
“并真正过渡到，纪委全委会掌握实际的决定权，以取代日常办案中常委会代行的决定职能。”
至于如此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时间问题，他并不以为然，“都是技术操作层面可以解决的。”2006年市纪委直接查办的案件也不过十余起，难度似乎并不大。
但呈现出的分歧并不乐观，他需要说服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几个常委。在会后征求纪委委员对改革的意见时，竟没有一个委员赞同所有案件上全委会讨论。
纪委委员、检察院的一位姓杨的副检察长强调，全委会应对重大制度进行决策，而不应该对具体案情行使决策权。他认为障碍首先在委员们并没有参与全部案卷调查，且缺乏专业知识，贸然定性，表面上是决策民主，实际上对当事人是不负责的。
另外，亦有委员认为，定性量纪的改革能否取得实效，还取决于一系列与之匹配的附属改革。
比如全委委员的相应履责应有制度约束，“纪委委员也生活在现实圈子里，如果基于潜规则而集体默契，该怎么办？”龚丹诚说。
案件的会前通报和会后反馈机制的确立也被部分委员提及，“保密需要和委员必要的知情权如何平衡，如何在技术上规避？”
甚至年内颁布的全会规则也已被挑刺，“目前的规则是全委会的召集，以及议题均由常委会决定，这意味着现实中完全可能被常委会左右。”杨姓副检察长建议，增设委员在某些情况下提请召集全委会和设置议题的渠道，“监督和制衡必须是互相的，双向的”。
对此种种，纪委书记刘剑英显得坦然，“这么多年的惯性，改变需要时间，应该循序渐进，急不得。”
纪委常规办案程序
当地纪委一位官员讲述了纪委的常规办案程序：纪委信访部门搜集举报线索，进行初步核查，报分管常委同意，再报常委会讨论立案与否，立案后进入案件检察室，接触当事人，展开调查取证，并最后形成一专题报告，可列定性建议，再报分管常委同意后，转案件审理室，重新对检察室的调查过程、证据的采用等方面进行审核，并听取当事人意见，经当事人签字同意后，交分管审理工作的常委同意后，最终上交纪委常委会定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