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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去“最高最活”成了罗的罪证
挨了林彪几闷棍以后，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上更是如履薄冰，极端的谨慎。
1965年，《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提错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正大力提倡“个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罗瑞卿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这是新的提法，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康生未正面回答，说还是按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6月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罗瑞卿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很高的田家英，回来后对大家传达田家英的话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
于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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