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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保管收存档案历来非常重视／经过甄别整理，92箱档案被精简到64箱／中共中央珍贵档案文件的三次大转移
在这次转移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党以来积存下来的档案文件的处理和转移。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11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7年2月。各部委陆续向延安以外疏散以往留存的档案资料，当时仅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档案材料，就装了4窑洞。这些档案是非常珍贵的。
能积攒下这么多档案资料，是因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对妥善保管和收存党的机密文件和档案资料非常重视。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建议在党内建立秘书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文件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1926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后，就对党内文件的上呈、下发和留存作了规定。1927年，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件保管处，负责党的文件档案的保管工作。在当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到上海的搬迁中，保管处第一位负责人兼保管员张唯一带领两位同志，化装成木材商人，将党的一批机密文电运到上海，藏进了公共租界的戈登路1141号洋楼内。
1930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险时刻，周恩来亲自布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草拟了一封《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样，就使得4万余件党内文件，安全地保存到了当时的档案专门保管机构。
1931年，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曾亲自起草了一份中央机关《文书处置办法》。《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文件档案的收存，“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到了延安时期，中央秘书处处长刘英曾奉命筹建材料科。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后，材料科成为书记处办公厅的下属单位，党的文件和档案的保管、收存归到了材料科。1946年，在周恩来亲自指令下，中共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文库，取出两皮箱5000余份档案资料秘密运送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大迁徙过程中，为了安全稳妥地输送和隐藏好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4窑洞珍贵档案，杨尚昆建议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于是，从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一局、总政秘书处等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领导，成员有裴桐、赵德芳、仲一、徐迈、谢国宝等10余人。
材料保管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档案，这是根据内战将临采取的应急措施。先后从延安疏散出两批档案材料，第一批共16箱，运到了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由中央秘书处派去的田凤起看守。第二批共13箱，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管。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离开延安。在这个撤离过程中，曾三带领的一支队伍动身最早。他们携带了几十箱重要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金条和光洋是中共中央掌握的经费，一直由赖祖烈领导的特别会计科保管。党内的几位年长者和中共领导的夫人和孩子，也在这支队伍中。
为了确保这些人员和这批档案、经费的安全，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出10余名武装战士护送。经过一个多月的驴驮人背，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于4月上旬安全抵达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转移到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的和一般的、秘密的和公开的，都混在一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么大量而无区分的档案材料将很难处理，容易失散或落入敌人手里。
根据刘少奇、朱德1947年4月5日《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精神，曾三领导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这些档案文件作了分类鉴别，分成三类：一为重要而不秘密的，如《向导》、《红旗》及印刷的各种规定；一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的，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计划等；一为又重要又秘密的。在分类鉴别过程中，还将不重要的事务性文件销毁了一部分，由原来的92箱精简到了64箱。为了以后查找方便，他们还细心地编制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前委以任弼时名义电告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条岭之文件十五箱，主要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等书。其次，为一部分抗战后，四零年以前各根据地文件原文及各种废旧印章待在无法保存或转移时烧毁。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安全，请你们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批文件和档案是非常惦记和关心的。
1947年5月4日，杨尚昆与叶剑英联名致电前委，报告说曾三等40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甄别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做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
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
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1948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集中，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要进行第二次转移。在此次转移前，材料保管委员会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
1948年4月初，精简后的64箱档案被装入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领下，从兴县刘家曲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于5月上旬到达建屏县西柏坡。
1949年3月24日，这批两经辗转的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曾三率领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文件装上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赶到北平。至此，两年又五个月的艰难险阻终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杨尚昆和叶剑英对中央的安排有不同看法／由叶、杨担任正、副书记的中央后委产生／王震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撤离延安后中央指挥机关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中央是否仍维持在根据地时的庞大指挥机构？这个战略指挥机构怎么运动和实施指挥？在撤离延安的那些日子里，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共领袖们的思考之中。
依中央原先的设想，是在热河省承德拓展新立足点，但随后发现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条约，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大城市，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实现了迅速运兵东北；同时，承德一带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牢固，因而放弃了整个中央和根据地庞大机构东移的设想。
1947年3月末，毛泽东、刘少奇等转移到了清涧县的枣林沟。3月29日、30日，在此召开了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初步决定将中央机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很少的警卫部队，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这个班子就是前委，是党的核心部分，留在陕北既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又吸引着蒋介石的注意力及胡宗南的20余万部队。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带领，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这部分人员将经由五台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寻找适当的工作地点，最后落脚在河北省的建屏县。
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的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此时已经进入晋绥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最初考虑，叶剑英、杨尚昆队伍中的绝大部分将随即向晋东移动，与刘少奇、朱德会合，组成中央工委工作机构。余下的人员，也不都留在晋绥根据地，而是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据地。
叶剑英、杨尚昆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制订好了大队人马的行军序列，第一梯队随即开始向晋东移动。然而没过多久，杨尚昆和叶剑英就对这样的安排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带的队伍有5000多人，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特别是这支队伍中有老人和妇孺，有辎重物资，浩浩荡荡数百公里的跋涉，中途还要经过阎锡山的布防区域，危险系数很大。再有就是杨尚昆他们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讯联络任务，一下拉出相隔一个省的距离，必须再组建一套保障体系。因此他们认为这支队伍不宜作长途跋涉，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
在行军一天后，恰巧周恩来亲自来到晋绥，与叶剑英、杨尚昆商量部署他们这支队伍的东移问题。叶剑英、杨尚昆向周恩来陈述了他们的想法。周恩来感觉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随即将之电告中央。
周恩来返回清涧后，中央又进行了研究，随后于4月11日发出指示：叶剑英、杨尚昆带领的队伍大部分留在晋绥根据地三交镇，并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的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后委常委。
由于战争形势所迫，杨尚昆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个机构此刻已经不能统一行使其原有的职能，甚至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整体，不得不被暂时分解成几部分，有的跟随前委，有的去了中央工委，但后委留下了比较多的人员。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部分职能，被杨尚昆带到了中央后委。同时，此刻交由后委承担起的一些工作，后来也就都划归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最初被叶剑英、杨尚昆带到晋绥的人员，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新华通讯社电台、中央机要处、供给部、卫生部，另外还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部的那一拨人，其中也有作战部、电台，还有总参三局戴镜元搞密码破译的人，加上为进四川培训的一批干部，再加上老人、妇女和娃娃等等，足有5000人。不久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等部分机关计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前往河北建屏县的中央工委驻地，留在后委的还有3000多人。“延安五老”中的吴玉章、谢觉哉也在这边。
此外，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文件和一批物资等，也都由后委携带保管着。这些人员和文件档案，都是革命的珍宝，必须认真、负责地保护好，而与此相关的工作，则都由杨尚昆主管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
后委在三交镇安置妥当后，杨尚昆立即向留在三交镇的各工作机关明确了任务，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环境，立即展开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做好服务。为了便于工作，杨尚昆把原先互不统属的中央机要处、中央秘书处和书记处办公厅合在了一起，搭起了后来的中央办公厅的新构架。
据杨尚昆回忆，当时中央后委担当的任务有好几项：第一，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耳目。在叶剑英、杨尚昆的指挥调度下，军委一局、二局、三局合力采取应急措施，在三交镇建立起8部通讯电台，同全国各根据地、战区前后方和蒋管区有关秘密电台建立联络。为了让中央工委及随工委同行的队伍顺利通过同蒲铁路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后委电台加强了对傅作义、阎锡山部的监视，及时传递出相关信息。同时通过监听和联络，搜集掌握各路敌情变化，向各根据地指挥部提供情报。第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讯联络通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前委，是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全国各地的重要事情，都要向这里报告和请示。但为了与敌军周旋，中央纵队没有固定驻地，行动必须既秘密又快捷，因而这支队伍必须非常精简干练，也不能把过多的事务集中在这里处理。为避开敌人侦察，前委也不可能架设大功率电台，只能自带几部小电台，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
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地方各地来往电报，并通报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绝大多数通过后委大台，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由一部电台联系，因两地距离不很远，只需要较弱电波就可以保持联络，所以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弄清中共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
在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后委转报大台与中央联系的达14家，其中包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委；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电台联络。中央还电示李维汉、李克农，凡紧急而重要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通过转报，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区之间构成一个电波网络。
为了缩小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蒋介石、胡宗南难于搞清楚毛泽东带领的中央指挥机关到底在哪里，当时还做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胡宗南部曾侦测得知广播电台在太行山，一度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到了太行山。其实，毛泽东和中央核心一直在陕北。
除了电台联络以外，任弼时于1947年7月指示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材料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为了将由后委整理出的这些文件材料及时送出，中央决定将交通科设在后委，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科长王凯负责，归李克农领导，保障了前委经过后委与各中央局的陆地秘密交通联系。
在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而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情报、指挥消息传递是否准确、及时是非常重要的。数十年后，王震在回顾转战陕北的历史时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根据中央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两项任务，也由后委承担了起来。
后委还有一项相当繁重的任务，就是为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转战陕北初期，中央纵队从领袖到警卫部队总共只有800人，后由后委从地方筛选出600名精锐人员，补充到了中央纵队，使中共首脑的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证。
杨尚昆听彭德怀一说，感觉这封信不比寻常／杨家沟会议商议党的领导核心东移计划／毛泽东批评说：“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1947年6月，杨尚昆到中央前委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向中央汇报后委的工作。他到小河村后，得知毛泽东正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
就在这当口，毛泽东委派杨尚昆，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送往靖边县张家畔彭德怀驻地。杨尚昆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信，告诉杨尚昆：“主席信里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
杨尚昆听彭德怀这么一说，感觉到这封信不比寻常，是毛泽东去苏联前所作的特别托付。彭德怀顺嘴说道：“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重用韩信与萧何，一个指挥作战，一个经营后方，彭德怀遂出此言。这是杨尚昆第一次当毛泽东的信使，直接把毛泽东的指示传递给某位高层领导人。后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上的杨尚昆，又多次受毛泽东的委派，担当这样的角色。
然而，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提醒说：鉴于目前中国的战事，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因此建议毛泽东赴苏一事还是推迟为好。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因此毛泽东就没有走。
7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召集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军区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在小河村开了3天会。会议对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进行了筹划，杨尚昆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商定由贺龙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杨尚昆才领悟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亲笔信还有更重要的内涵，透露了他已在酝酿安排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信息，而彭德怀当时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
西北野战军所属的大多数部队原来一直是贺龙带领的，彭德怀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这使杨尚昆感到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在小河村会议上第一次说了这样的话：对蒋介石的斗争(指解放战争)可以用5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结果不能实现，又一再改嘴。战事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的预料。到了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歼敌9.9万多人，在外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向中原大踏步推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毛泽东的那番话让杨尚昆特别难忘。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中商议了党的领导核心东移到河北省，与已在建屏县(后改为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汇合的事。当中共中央有东移的意向后，杨尚昆随即意识到中央办公厅应该着手准备，必须提前行动起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杨尚昆注意到在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也不可以中断的。因此，在1948年1月初，他和后委的领导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先行到河北省建屏县同中央工委接头，开始布置通信接转方面的工作。1月下旬，军委二局、三局的先遣组30余人，携带着必需的通信器材从后委所在地三交镇出发。紧接着，第二批520多人的队伍携带更多物资也开拔了。这样的安排，保障了中共中央核心在搬迁期间通信联络的顺畅。
1948年1月中旬，杨尚昆等又派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迁移沿途的食宿问题，商定了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的方案。同时还议定了中央后委机关迁移的路线。
1月20日，当中央后委收到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共中央核心东移的正式通电时，杨尚昆等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第二次“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搬家行动于3月中旬开始。
3月12日，中央后委领导成员中的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离开三交镇。此时，迁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沟通启动。中央后委的领导只有杨尚昆在三交镇留守，做最后的结束扫尾工作。
3月24日，中共中央前委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三交镇双塔村。那天晚上，毛泽东等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看望了在三交镇留守的后委工作人员。
随后，几位领导人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第二天即带部分警卫人员和一部电台先走，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然后赴建屏县西柏坡。前委的其他人员交由杨尚昆带领，和后委留守三交镇的最后一批人员一起，徒步行军前往建屏县西柏坡。
毛泽东在三交镇的时间并不长，但有两件事让杨尚昆难以忘怀。一是毛泽东批评了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太“左”，而且语涉杨尚昆。虽说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是康生、陈伯达直接指挥的，杨尚昆并没有丝毫插手，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驻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建制正规化以后，各地各部门的情况汇总并转呈中共中央核心层，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了，也就是杨尚昆主管的分内之事。因此，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杨尚昆并没有简单地作为就事论事来听的，而是引起了他更深层的思考：要当好中央核心的耳目，要及时地反映情况，特别是涉及政策性的和有倾向性的情况。
另一件事，就是他再次聆听了毛泽东对战争发展形势所作的估计。毛泽东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到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杨尚昆曾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
在毛泽东等到达三交镇的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召集后委留守人员进行东移动员，周恩来和任弼时到场讲了话。
临行前，杨尚昆与后委的部分干部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杨尚昆一家4口，也随后委的队伍同行。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收到来自前方的捷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野战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到达西柏坡时，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也传来了。因而这次大搬迁，感觉比撤离延安那次顺畅多了。
夹峪与西柏坡相隔约2.5公里，可谓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后，书记处的领导和部分军委机关就驻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相对安全一些。中直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就驻在了夹峪。还有一些机关分散驻在滹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当时，各地来人汇报工作，邮寄文件、报刊等都是先到夹峪，并不是什么都直通到西柏坡。
杨尚昆的家安在了夹峪。他白天到西柏坡去办公、开会，晚上再返回夹峪住宿，往返约5公里的路程都是步行。因为时不时有开会到深夜的情况，他回不了家，就在叶剑英的院子里找了一间房子临时过夜。
杨尚昆率队到达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他比周恩来、任弼时等晚到西柏坡一个多月。因此，直到杨尚昆日记记载的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才再次聚齐。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式任命的发布晚了一年多／着手拟订文件、电报和日常会议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从战时散乱状态转入规范轨道的一份开端性文件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委，先后汇合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一带之后，这3个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恢复和调整中央机关各部门的人事、建制和功能，随即提上日程。
在这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在陕北转战期间分散了的或自然撤销了的为党中央服务的班子重新搭建起来，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予以正式任命。5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前线党委的电报，毛泽东随即签发，宣布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继续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正式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的甲项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由杨尚昆同志负责”。伍云甫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叶子龙为第一副处长，赖祖烈为第二副处长等文字，写进了《通知》的乙项。这是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更名为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文字记载。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虽然此前一年多就从李富春手里接了主任一职，但当时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口头通知，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正式任命。“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手续。”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另一项还说：“以杨尚昆同志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以杨尚昆同志兼司令员，方志纯同志为参谋长。”这个“司令部”和“司令员”，与在撤离延安时宣布的那个“司令部”和“司令员”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也是以文字形式，把中央的警卫工作固定于中央办公厅管辖之下。与此同时，秘书处、机要处等机构也都得到恢复和调整。
得到正式任命的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恢复和正式命名之际，面对的工作头绪很多，而他在此时首先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针对为中央服务的文件、电报往来和日常会议事务拟订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使之从战争背景下的动荡状态逐渐转入稳定环境下的规范运作。
为此，杨尚昆亲自拟稿或指定有关人员拟稿制订了不少文件，随后就交由周恩来修改核批，最后以中央或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下去。1948年6月，下发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1948年7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1948年9月30日，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电报处理程序》。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等等，也相继拟就执行。这一系列文件，初步规范了中央办公厅和各级机构处理文件、电报的做法，在消除战时文件、电报处理混乱状态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是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文书处理从战时散乱状态纳入规范轨道开端的一份重要文件。它还涉及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人办文和决策程序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份文件是杨尚昆亲笔起草的，经过周恩来仔细修改后，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如今看来，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规定了文件的批阅批办制度和中央发文的签署制度，由此可以避免来文无人批、无人办或多人批、多人办的现象。尤其规定了中央指示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产生“概由主管人签署”再由办公室处理这一条，既可以避免政出多门，又可以提高中央发文的权威性。
本来，任何发文必须有签署才能生效，才能发出，这在中共建党初期就有规定。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就规定一切文电“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被执行，此后的行文仍是散乱无章，特别是1927年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是当时残酷艰险的特定环境造成的。1937年12月25日发布的《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发布的《机要规则》，虽都规定了只有领导人签字，文件、电报才能生效，但在尔后的战争环境中，各级领导人、各级领导机关仍常常是不经主管负责人签批，就将文件、电报发出。《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重申签批制度无疑对强化文件的权威性和办文规范的严肃性是很必要的。
第二，规定中央发文的传阅决策制度和具体的签发手续。传阅决策，也许是中共领导机关决策手段的一项发明。在1930年以前，特别明显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就有党的领导人批的文件上有“某某人阅后发”字样。例如在1936年到1938年的档案中，就不断看到毛泽东批的“某某某同志阅后发”的文件原稿。
各级领导人在他们的活动中，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搬到会上去讨论，这样做除了时间急迫外，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战争年代，还有个环境不允许的问题。由主管领导人批上某某人阅后发，这个某某人若有意见就写在上边，没有意见就签画圈阅，这样就完成了一项事务的决策，既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规划了归档制度，而且相当具体。文件(电报)按时归档才能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本来，1931年周恩来、瞿秋白拟就审定的《文书处置办法》，就规定了文件必须分类和存档。有了《文书处置办法》，才有了中共“地下文库”的奇迹。
但是，由于地下环境和战时状态，文件、电报存档问题常常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有正常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不当做法。比如，有时把保密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说文件和电报过目就应烧掉。这在地下斗争中是必要的，在战时就应分别情况而言了。除了情报工作方针和派遣情况外，一些战斗、战役部署的政策性行动性指令，只在短时间有保密价值，一旦那些指令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文件、电报(也是文件)就没有多少保密价值了，但仍不失其保存价值。
当时还有人说及时销毁文、电是为了保护密码。事实上世界最通常的保密电文都是实行一文一密的，而且底码也是短期更换的，电报原稿对推断密码没有多大作用。延安时期，康生曾冒充内行，提出机要译电员在同一张桌上翻译电报应隔一挡板，以免互相看到。在康生乱加干涉下，战时许多重要电报原稿(包括毛泽东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手稿)被烧掉了，使我们党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重要档案。而新确立的归档制度和要求，就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别是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和《机要工作暂行条例》里都明确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对文件档案的保存和档案事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对中共党政军公文制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地下斗争时期，或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向上行文，不管是报告还是请示，不管作战、土改还是经济工作，都不分性质、类别，一股脑儿写在一个文件(电报)里，使收文一方很难分门别类分别批示有关人及有关单位处理，增大了办文难度，影响了办文效率。
在战争时期，要求一文一事比较困难，而到了1948年，大片根据地已连在一起，中央所在地相对安稳，文件、电报又多起来。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长文占很大分量，实行一文一事已成迫切需要。
恰在此时，华东局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杨尚昆遂据之主持拟了一份文件，经周恩来核批后，于1948年8月11日以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形式发出，创立了全国党政军系统实行按内容类别分别行文的制度。
准确地说，此时的规定还只是作出了一文一类性质的规定，但却由此开了中共历史上一文一事的先河，为后来新中国行文制度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而这些，在当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并没有引起分外的关注。这其中的深远意义，是在这一制度施行了许多年并在纷繁事务处理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之后，人们才意识到。
杨尚昆说自己成了周恩来的助手，每次“大办公”他都参加／作战的事紧张起来后，“小办公”也停止了／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送给他香烟的提议
西柏坡时期的杨尚昆，一身肩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机关警卫司令数职，像个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总管，管的事情非常多。但领导中央办公厅将中共核心层有关各战场作战和地方工作的指令下达和敦促落实，是他的主要工作。
杨尚昆在回顾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时说：“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代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
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集中在西柏坡附近，周恩来总揽全局，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政军大事，都要由他组织落实。他为此要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主持召开联席会，一一处置各种事务。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大办公”。“大办公”通常从晚饭后就开始，一般总要开到深夜。
“大办公”开始不久，周恩来就规定了两条：以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杨尚昆批发，叶子龙经办；日常文件处理的事务，交由政策研究室，以照顾任弼时的健康，减轻其工作量。
每次“大办公”，杨尚昆都参加。他参加办公会有两层意义：一是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知晓、掌握所有这些议到的事更便利工作；二是其中有的事还需要通过他来办理。比如后来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要做什么准备，要哪些人来，那些在敌后的人怎么来，走什么路线，沿途如何护送等，还有会议如何进行，地点、时间、议程、会场服务、警卫等准备部署，都要反反复复研究，有些文件、电报还得杨尚昆亲自起草，交周恩来签批。因此，杨尚昆在当时确实是周恩来非常倚重的助手。
“大办公”最初是每周一次。后来，周恩来感到“大办公”每周才一次，不便于及时处置事务；同时每次集中那么多人，不少人涉及本部门的事议办完了，还要坐在那里“陪会”，工作效率不高。他随之在一段时间里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直到1949年初，根据新的形势需要才又恢复了“大办公”。
周恩来把问题进行了分类，除了作战问题外，处理日常工作以小会的方式每天开一次，与会者只有杨尚昆、杨立三、薛暮桥。会议仍然是晚上开，地点改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内。周恩来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杨尚昆等三人坐在另一边。这样的办公会议，人员比联席会议式的办公规模小多了，故而被称为“小办公”。
“小办公”时，要处理的电报都摆在桌子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经过研究后，周恩来明确地定下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由杨立三先发表意见，然后由周恩来定夺。凡是能定下来的事，当场就起草电报稿，周恩来随即审看修改后马上就可以发出去。重要的电报，“小办公”之后还不能马上就发，而是要等毛泽东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经他认可后再发出。采取“小办公”的形式，工作效率很高，杨尚昆说这个办事过程甚至比解放后中南海时期还要快。
随着更多战场的开辟、战线的拉长，围绕作战的事情更紧张起来，“小办公”也不能正常持续下去了。杨尚昆等三人也不必天天到周恩来那里去了，而是随时听周恩来招呼，叫谁去谁就去。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最大的两件事，就是打仗和统战，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中央军委于9月7日发布《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开始，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相继发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中共领袖们没日没夜地运筹帷幄、指挥部署，因为打倒蒋介石是中心任务。周恩来天天到军委的作战室去看电报，了解各个战场的情况。杨尚昆也每天必到作战室，了解监听收抄的敌方电报，随时向书记处报告。
中央军委的这个作战室总共有五六个人。在杨尚昆印象里，作战部部长李涛的脑子特别好使，他对国民党军每个军、每个师，前身是什么，以后经过怎样的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清清楚楚，是个非常好的参谋。
当时进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为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准备。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几个渠道陆续进入了解放区。
这些民主人士被安排住在西柏坡附近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大村子里。当时，杨尚昆统领的中央办公厅有10多辆吉普车，毛泽东不怎么用车，倒是周恩来和李克农调用比较频繁，忙于接待民主人士。此外，从华东、华北来的领导干部进出西柏坡，也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吉普车。由于总有汽车来来往往，附近老乡把住在西柏坡一带的中共中央机关称为“汽车队”。
当1949年到来时，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3天政治局会议，讨论新一年的任务。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谈到了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和党及人民政权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把防止胜利冲昏头脑也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予以了论述。
杨尚昆认真记下了毛泽东的这方面论述：“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作些比较。”
毛泽东对党内同志的及时告诫，引起了杨尚昆的注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几次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感触。
另外，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过去近30年的奋斗，只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现在到了面对和指出新任务的时候了，大家要是能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在新旧交替的关口，要想到新的任务，要考虑在前，这对杨尚昆触动也很大。他所领导的党的中枢机构中央办公厅，就面临从战争时期的简约、应急，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完善化、规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
杨尚昆在这些天里对此也多有考虑。例如他在1949年1月12日与周恩来议事时，就谈到“胜利逼人，中央的事务日益增多，现状是人员既少，机构亦不充实，急需加强与调整。此事几经酝酿，尚未得具体结果，有待二中全会决定”。“办公制度还有缺点。书记处一有事，则许多东西压下来，无法办。在分工上还有考虑之必要，否则将来事情一多，就会停摆了。这值得考虑。”然而，此刻他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新任务，就是中共中央核心机关的第三次“大搬迁”。
1949年新年伊始，中共领袖们就表露了要进入北平的意向。从1月下旬起，杨尚昆和中央社会部等有关部门及中央办公厅的其他负责人，就紧锣密鼓地忙碌起“大搬迁”的准备工作。1月底，叶剑英来电报，要杨尚昆到北平去，一起筹划“大搬迁”事宜。
杨尚昆正思考着自己要不要去、何时去，周恩来却把他拦了下来。周恩来对他说：“你此刻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另外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务也要由你负责，让李克农他们先去北平吧。”
周恩来说的“客人”，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受斯大林委派秘密前往西柏坡，带来了苏共对中国时局发展的看法及对中共政、军决策的一些建议。
米高扬到西柏坡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他进行了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当时，杨尚昆并没有出席全部会谈，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客人”在西柏坡期间的接待和警卫。
在西柏坡期间，杨尚昆除了领导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参与中央日常会务，负责中央中枢的文件办理、各方接待、生活供给等工作外，还参与了当时特别重要的统战工作。当一些重要人士来西柏坡见毛泽东时，都由杨尚昆亲自安排接待。
比如，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曾到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就是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去迎接的。当时傅作义给毛泽东带来十条好烟，他和杨尚昆接触后，发现杨尚昆吸烟也很厉害，后悔自己事先不知情没有给杨尚昆也带些烟来。他遂起意从给毛泽东的烟里拿出两条送给杨尚昆，但杨尚昆当即婉言谢绝，要傅作义将烟如数送给毛泽东。
初次主管重大会务的杨尚昆，深感人手不足/增加力量，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李克农突然传来敌特刺杀毛泽东、朱德的情报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又面临新的转折点。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及时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制订起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制定经济建设方针。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2月7日，周恩来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于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过多地主持具体事务，他亲自向杨尚昆交代，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由他具体负责。会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包括对与会者的通知和安排行程的问题，所以周恩来特别告诉杨尚昆，中央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中央委员与会。
这是杨尚昆第一次承接党的重大会议的筹组、运转、服务和保障工作。此前，他虽然多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但始终只是一个会议的参加者，从来没有过承办大型的重要会议方面的经验。
当时，任弼时的身体不好，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角色实际是由周恩来担当着。尽管杨尚昆很清楚周恩来很忙，但有关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后勤等工作，他不敢有丝毫疏忽，还是及时就相关事宜向周恩来请示商议。
然而，为了准备“大搬家”，中央办公厅及部分相关单位的一些领导已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作勘察安排准备，比如长期负责行政和后勤事务的邓洁、杨立三，长期担当领袖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先后去了北平、天津。因此，初次主管重大会务的杨尚昆深感人手不足，但他还是在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指导下，竭尽全力，运筹布置。
实际上，有关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杨尚昆从1月就开始着手了。早在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新一年任务进行落实，在商讨了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后，周恩来特别吩咐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解放区作参考。临了，周恩来又叮嘱了一遍：“要记着办理！”杨尚昆随即部署中央办公厅注意收集相关的文件，一一编辑。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每位代表都拿到了一本《政策汇编》。杨尚昆还清楚地记得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从10日晚一直开到11日早上6时，会议未散，捷报传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苏联秘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后，中共中央领袖与他的会谈持续了一周的时间。之所以持续这么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局和战争前景等问题上，与斯大林和苏共的看法有比较大的分歧。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顺利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认为中国共产党打到目前这个程度就不错了，应该适可而止，与国民党分而治之，否则会引起美国干涉，并担心因此会把苏联也扯进战事。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自己将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坚决主张把仗打下去，无论如何不能中途收场。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诗中写的“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针对苏联当时的看法和建议的。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周恩来主持的“大办公”才在暂停一周后恢复。在2月11日的“大办公”结束后，杨尚昆到周恩来住处，谈了七届二中全会筹备和后勤工作的设想和进展，请周恩来给予指示。两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2时。
2月12日，杨尚昆召集中央办公厅下属部门的几位负责人，一起商量了有关七届二中全会会务的安排分工问题。与会中央委员的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会议的机要文件阅发，由叶子龙负责；会议期间代表和会址的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协调安排。在研究时，他们感到那么多中央委员聚集到西柏坡，而西柏坡的房子有限，住宿会有些问题。经商议，大家感到尽量调剂一下，挤一挤大致还可以解决。
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还从东北野战军总部调来了4门高射炮、2挺高射机关枪，又抽调了一个团到西柏坡附近布防。杨尚昆亲自与东北野战军总部带队某师参谋长杨尚德商定了防空阵地的部署。
3月初，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的中央委员陆续到达西柏坡。由于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的努力，能来的中央委员都到了，盛况空前。
杨尚昆到代表驻地去看望聚集到西柏坡的中央委员，见到了从东北来的林伯渠、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富春等。自从延安分手后，他只能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此刻他们重新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相谈甚欢，但是当谈到在辽沈战役牺牲的老战友朱瑞时，又不免唏嘘惆怅。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三天，杨尚昆等突然接到李克农从北平传来的消息，说据他们掌握的情报，敌特策划了刺杀毛泽东、朱德的阴谋。杨尚昆随即召集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陈刚、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等人，一起研究有关对策，决定对书记处附近的人员立即进行一次重新审查。同时决定在开会期间，对各机关的会客加以严格限制。
也就在此时，杨尚昆接到消息，中央警卫团在洪子店一带拘押了几个从北平逃出来的人，而且这几个人行迹极为可疑。联想到李克农传来有关刺杀毛泽东、朱德的情报，杨尚昆随即通知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对这几个人仔细盘问。
杨尚昆对会场的布置、警戒等工作作了最后检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杨尚昆将毛泽东的讲话写在日记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到了3月5日下午才召开的。会议召开当天上午，杨尚昆对会场的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作了最后检查。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53人，这是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针对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着重讲了战争，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及相关政策，经济，外交政策，统一战线等10大问题。毛泽东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杨尚昆在日记中作了笔录，现摘录如下：
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要中立一部分地方势力，如桂系，这是必要的，当然有麻烦，不痛快。对于归顺我们的力量，决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革命党，一般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即改造。
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有阶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所谓人民共和国，就靠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斯大林在这点上有所阐明。一切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修正，我们不是修正派。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全国的军队以500万为适当，全国底定之后，就要精兵简政。解决残余的敌人，分三路出兵：京沪70万，武汉70万，西北30万，因为中国的反革命中心在京沪。第一步九个省，然后其他。
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从全党领导机关来说，东北首先转过来了，其他地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转就不得了，不会胜利，可能犯路线错误。城市是“正规军”，乡村是“游击战”，不能不照顾“正规军”。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的。打下城市后，要接得好，管得好，必须有“两好”才行。管好大城市，我们确实不懂，单独管还不行，必须加上专家。我们要重新学起，学会管理城市。由学到会，由会接到管好，是一大胜利。过去没有提醒大家，现在提出任务要学，解决问题――要会。
第四，城市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现在有许多市长是乱抓乱搞，是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否则不能持久。其他工作应该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肃反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群众生活应该注意，否则不能够巩固我们的政权。一切都需要，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
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南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生产。北方是另一种情况，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第六，讲到经济。毛主席在1月会议上曾说，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需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就全国来说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量不大，但它是领导力量，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必须十分慎重。合作社是必须发展的，很快的发展也不可能，必须有十多年。全国胜利后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是耐心地、长期地、稳健地向前进，不可操切。急了要犯错误，会翻筋斗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提出现在国营经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他说：东北有了提纲很好，但还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工业比重究竟有多大，要心中有数，由数量的变化变为质量的变化。任何性质的变化没有数量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对私营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但限而不死。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现在许多大城市不收税，这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养地主资本家。领导权是物质的，是要逐步取得的。给农民以土地是一半领导权，加上合作社又有一半。民主人士认可我们的领导权也是有物质基础的，这就是对私营资本的政策，地主分有土地，加上军队的威力。
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这比较主动，事情好办。这不等于不做生意，生意是要做的。帝国主义会采用各种办法勾引我们，我们不要上当。
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当然，经历不同，思想上会有必要的斗争，原则性要坚持，所谓灵活性是说许可的，必需的。
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成为ГOPHOB(戈尔洛夫，苏联名剧《前线》中一位高傲自大的将军)！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句话对杨尚昆来说也很现实，因为他领导的中央办公厅，也面临着从旧转新的建设问题。从西柏坡到后来进入香山，他一直在思考和摸索着解决新建设的问题。
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师哲、伍云甫、曾三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廖鲁言，他们记录下了这篇报告。在杨尚昆的组织下，会上还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稿和由中央办公厅收集并经刘少奇核定的《政策汇编》等文件材料。
王明的两次发言，引起与会者的质问/饶漱石发言，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毛泽东指示：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
这次会议中间除了“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前后共开了7天半，有27人在会议上作了发言，王明在会上也作了两次发言。
王明发言讲话先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可继而又曲解毛泽东的讲话，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杨尚昆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王明讲话的感觉：“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
在后来的几天里，不少与会者纷纷发言批评王明的观点。本来会议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在第二次发言中对与会者的批评反唇相讥，态度非常对立，引起更多质问。会议拖到晚上9时仍难收场，结果又延长了一天。
由于发言批评王明的人提出要求，王明在会场上表示他将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会议结束后，他答应的事便没有了下文，还是杨尚昆后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对他一再催问，王明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王明在信中说，自己“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但这已经到了1949年11月7日，距离他在会议上的承诺已过了近八个月。
另外，会议上还有一段插曲，给杨尚昆留下很深的记忆。
在3月7日的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言，谈到了财经统一问题。他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许多年后，饶漱石在自己的检讨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
听了饶漱石的发言，杨尚昆心中有些为周恩来抱不平，他觉得周恩来很好地贯彻了既逐步统一又照顾各地的原则。
此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在第二天即召集杨尚昆等讨论这一问题。杨尚昆针对饶漱石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逐步统一，互相调剂，况且毛主席对此已有表态。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就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
听了杨尚昆的话，周恩来并没有表态，他显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慎重。于是，在12日、13日上午又召集座谈会，与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从座谈情况看，对逐步统一的原则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一接触实际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是有分歧的。杨尚昆分析这是因为过去战争中长期处于分割的状态，现在要逐步走向统一，大家在心理上、习惯上仍有阻力；而中央手里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地方。
杨尚昆记得在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指示：凡属友邻地区的关系问题，要个别解决，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要时刻注意大团结，忍让是必要的，切忌急躁操切，鲁莽从事。
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最后一天下午，周恩来发言，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提议各地方应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杨尚昆感到：“每当发现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够现实的地方，恩来同志常常把事情压下。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相忍为党，注意大团结。”看到周恩来对待饶漱石发火一事的处理过程，杨尚昆从中学到了一些处理复杂事务的艺术。
在会议期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还思考忙碌的一件事，就是中共中央中枢机构的健全完善、运行及工作制度的制定等问题。因为在此前他同周恩来研究的一些问题，就期待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能予以解决。
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杨尚昆还专门和周恩来谈到将来的工作制度等事项。会议期间，杨尚昆还找了他的前任李富春，议论相关的问题。李富春在谈到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时对杨尚昆说：“必须适应今后城市与中央政府成立之情况，书记处要有分工，各部委要准备到今后分开的形式，预作准备，一切生活制度都需重新考虑，加以建议改变，农村的工作方式是不行的，否则难于应付。”
李富春还提醒杨尚昆：“要有步骤地将公共食堂、理发、洗衣、托儿所、小学校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很好地实行新近制度，否则大家害怕，会有抵抗(杨尚昆日记原文如此，似应为抵触)。”杨尚昆把这些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而这次会议得以圆满进行，是与杨尚昆全身心倾注于会议的具体筹划、组织和操办，以及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