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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学历造假现象泛滥，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
无疑，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在职刻苦攻读获取更高学位，值得鼓励和提倡。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官员平时不学习，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谋”，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完成了“知识化”任务。
有关专家指出，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秘书坐满一教室
据了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为推进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明确的规定。
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006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尽管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别强调防止在年龄和学历上搞“一刀切”，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这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的实际操作中却走了样。由此，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从而也促进了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
“平时忙于政务，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在湖南某县做副县长的一位朋友向本刊记者抱怨道，“不管有多大的政绩，要想再往上升迁，学历还是上级考虑的硬件，再忙也得想法弄个学历。”
“我原来在镇里做书记，一些政绩不如我突出的人都到县里工作去了，就是轮不到我，还不就因为我是个专科生吗？”这位朋友感慨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后来我报了省委党校，没去几次就弄了个本科学历，第二年就如愿提升为副县级干部。我也知道，文凭是混来的，那也是没办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这位官员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为此，有些官员一方面没有相应学历，一方面又想进一步发展，获取更高的职务，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获取学历。
“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我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我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合格。”日前，南方某地区驻京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神秘地向本刊记者透露，“等领导一拿到学位，我就回原单位，这两年在北京的表现，对我以后的发展很关键。”
“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用公款贿赂导师、学校让自己蒙混过关，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官员文凭造假有两种情况，一是“假的真文凭”，即文凭“注水”，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二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一般来说，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说，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真的假文凭”小得多。
由于中央部委要求严格，在学历造假问题中，地方相对要严重得多。事实是，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据报道，日前广东省鉴定潮汕地区某市送来的15名官员的学历证书，仅凭肉眼即确认其中7份是假证书……
在官员学历造假中，几年前因腐败被处以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就是一个典型。他托人在北京大学附近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称是“法学教授”。
另外，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职期间，也曾“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研究生学历。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也是由秘书组成“写作班子”代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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