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首次公开披露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新闻报道《中国的西北角》，让世人记住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大名。在2007年记者节到来之际，范长江先生的次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东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和充满传奇生涯的父亲相比，范东升的性情更加内敛。
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这对父子截然不同的新闻人生。
范长江次子范东升记者节前夕再谈“纸馅包子事件”：
公信力是媒体灵魂
谈成长 命中注定做新闻人
“我做新闻也是命中注定的事。”1970年，范长江去世时，19岁的范东升正在内蒙古农村插队。聊起自己的新闻生涯，他不太喜欢说是“子承父业”，而更愿意用“命中注定”。
恢复高考第一年，范东升在志愿上只填报了两个专业：北京大学新闻系和经济系。他说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父亲从来不曾在职业选择上给他任何具体的指导，而是自小就经常给他灌输一些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众疾苦的理念。
谈到父亲的名望对自己工作的影响，范东升坦言：“当然是有，并且带给我很大压力。”从小到大，除非别人提及，他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说起范长江是自己的父亲。
如今从事新闻教学工作的范东升坚持认为，性格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特别重要。“一个好记者未必需要多高的学历，但他一定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朗的性格。”他说父亲就是一个天生的记者，思维特别活跃开放，三教九流的朋友特别多，意志力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现在，范东升的女儿范小江也是一名记者，供职于美国纽约一家中文媒体。每次和女儿通电话时，他都会习惯性地重复父亲当年对他讲的话，“你得靠自己呀，不靠真本事，将来没人帮得了你。”
忆往昔 父亲单枪匹马“长征”
“我的父亲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采访很自然地从天津开始，在范东升看来，父亲范长江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天津，“是天津给他机会，让他逐步成为一名记者。”
范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他很困惑。”范东升这样形容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思想状态。据说在北大哲学系，范长江曾经向他的教授求证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答案使范长江很失望，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去——他选择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天津。因为当时天津有国内最大的非官方媒体《大公报》，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衣食无着的范长江希望能从这里谋得一份差事，完成自己的“抗战宏图”。所谓“宏图”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中国的西北角》。
“当时，《大公报》有三巨头：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和胡政之的经营。”范东升回忆，父亲当年经常对他说，总经理胡政之对报道计划和他的勇敢给予充分肯定，但不相信眼前这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完成规模如此庞大的报道，因此只答应他以通讯员身份采访，按期支付稿酬，但不给薪金和差旅费。
“这已经很好了，起码我父亲有了采访的身份，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范东升说，年轻的父亲骑着一匹马，扛着一杆枪，揣着一支笔就上路了，一路采，一路写。
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由成都出发，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于9月3日到达兰州。接着西去敦煌、玉门、西宁，北至宁河、五原、包头，全程1200余里，历时10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
这10个月的西北考察线路刚好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范东升说：“当时，红军长征向北转移，国民党多路军阀围追堵截，常常红军刚突围成功撤离，父亲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并进行军事局势分析，预测下一场战役的情况。”讲到这里，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就像现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现场解说及预测。”
范长江的69篇旅行通讯忠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他的报道让当时媒体上第一次公开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中国的西北角》结集出版后，引发了读者的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七版！范东升如此形容：“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
话新闻 好记者需要有理想
尽管出自名门，尽管已经是国内著名新闻人，但在汕头大学，范东升仍坚持站在讲台上，除了带研究生外，还选择为大一学生讲授最基础的《新闻学概论》，“我希望用一己之力，帮助这些年轻人打好新闻基础。”
“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快速变化，自诞生之日起，新闻就自有一套规范，以及不可动摇的根基和准则，这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包含在字里行间的人文关怀精神。”在谈到“好新闻”的标准时，范东升认为，新闻最终还是要反映大众的愿望和要求，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媒体都不能例外。
范东升特别提到了前阵子发生的“纸馅包子”事件。他的体会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在政治上和纪律上都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因为一个记者的写作绝对不是他私人化的创作，而必须要考虑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以及记者肩上所承担着的社会责任感。简单地说，做一个好记者，同做一个好人一样，重要的是要有良知和良心。
如今不少人都在讨论“媒体的责任”，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需要一个记者用一生的职业生涯来回答的问题。他觉得，一个好记者或者说一家好媒体的掌门人，都是要有理想的。
比如说像他父亲那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不少人就是牺牲在战场上，“他们不知道前线有危险吗？他们不知道枪林弹雨的环境随时可能要了自己的命吗？”范东升说，他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而最终获得的答案只能是“理想”。当年的新闻记者，之所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到前线去采访，就是因为他们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责任放在了生命以及个人利益的前面。
“‘记者’这个职业之所以在社会上享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大家看重的是‘记者’肩上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在范东升看来，老一辈新闻界前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优良传统，也应当贯穿在今天的办报理念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