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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先报号权”为商品的拍卖会在各城市此起彼伏——只要商家交足够多的钱，114就会把它的信息最先报给用户。
-有人因轻信114损失10多万。法院认定：损失系盲目决策造成，同114提供的错误信息没有必然联系。
-“优先不应该，这笔收费也不符合《价格法》。”有专家认为，114“自主创新”的行为，是电信业垄断的产物。
因为114，石菲差点弄丢了饭碗。
2007年7月，这位刚刚成为白领的上海女孩接到公司负责人的电话：订两张机票。她拨通了114，查询一家常用的售票处的号码。
“话务员告诉我，这个号码没有找到。”石菲说。她虽然纳闷一个月前还能查到的号码为什么会“蒸发”，但还是听从对方的建议，把电话转接到了“114号码百事通机票订购中心”——石菲信任“中国电信下属的订票处”，两张周日的MU707次航班，每张1967元。
于是，石菲被公司怀疑“吃了回扣”。“老板问我，他邻座那个人只花了1200元买票，为什么他的将近两千块”？
石菲询问后发现，这个“号码百事通机票订购中心”跟114的管理者——中国电信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个交了钱叫114优先报号的机票代理公司。
优先报号权竞价：“涨得比猪肉还快”
“600元！”“1000元！”“2100元！”……2006年11月30日，广东中山电信的会议厅里，一声开槌后，报价声此起彼伏。
这是一场以“优先报号权”为商品的新型拍卖会。如果石菲能在现场，她就会明白，为什么“114号码百事通”会优先报出那个机票订购中心的电话。每当企业把号码免费登记到114后，都会听到业务员耐心解释：“建议您采用优先报号服务。在用户提出您行业相关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优先播报您的电话。而在我们接入的电话里，这样一类模糊查询至少会有15%……”当然，优先就要收费。
很难确认114的收费业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中国元老级查号台，它开通已经30年有余。1970年代中期，带着“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烙印，114和110、119、120等三位数“特服号码”一并问世。而在1996年，就有一个名叫“环宇”的旅行社与广州电信合作，并每月向其交纳报号费500元。
2005年10月18日，114的2.0版本“号码百事通”初次亮相，中国电信力争将114打造为“语音Google”的消息传遍全国。掌控北方114的中国网通随即推出全新的“114导航”。从此，114不再单一提供报号服务，而是以包罗衣食住行的全方位服务信息代之。这也为拍卖“优先报号权”奠定了基础。
中山拍卖场。经过3小时激烈的角逐，一家搬家清洁公司以11200元/月的竞价再度成为标王。这个价格在2005年是3850元/月。该公司的老板说：“值得！市民搬家，一般都问114。”另一位持观望态度的开锁店老板则表示不满：“涨得比猪肉还快！”而《马斌读报》这样评价：“老百姓通过114查到的资讯，不是最好的，而是最贵的。”
2006年来，各大城市的商家都在踊跃加入到114优先报号权的竞拍卖队列中。南京、天津、大连、郑州、济宁、铁岭、梅州……人们从中看到了商机。在广州，114的电话日呼量超过15万次，号码百事通的签约客户已经近万。据中国电信披露，2007年上半年，114号码百事通全国日均呼叫量逾330万次。
记者以客户身份联系广州电信“号码百事通”业务部。对方透露，优先报号这项业务是个“协议价”，根据行业的不同有所差异。
但客户一多，大家都想优先，就难免闹便扭——比如在吉林市，如果拨打114查询开锁公司，话务员常常要问是“找一家开锁公司”还是“找‘壹家开锁公司’”。如果用户无所谓，话务员就会优先提供另一家开锁公司的电话。因此，只开通了实名查询的“壹家开锁公司”，跟电信闹起了合同纠纷。
南京，“锦江之星”等宾馆也在强烈抗议：明明自己的客服热线在114缴费注册，114仍把查找“锦江之星”的客户全部导向了“携程网”。这样，旅店不得不向“携程”支付至少50元/单的佣金。行家分析原因称：在114那里，当某品牌商家被转接的次数多于2000个/月时，电信就能对超出的转接按0.5元/次向商家收费。
甚至有用户因错信了114而倾家荡产。2007年9月22日，一个山西商人接到客户的大笔订单后，通过114多次核实买方单位，然后将货物发出。但对方却永远消失了。相同的案例曾在江苏判决，法院认定：损失系企业盲目决策造成，同114提供的错误信息没有必然联系。为此，各地警方特别提醒：市民确认企事业机构时，不能轻信114。
尽管不快屡屡出现，拍卖会仍在继续。今年11月28日，中山将迎来第四届竞价报号拍卖会。
也许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网站的一幅客服动画，可以道出企业对114的心声——诸葛亮羽扇纶巾，捋着山羊胡徐徐道：“百事通”营销兵法精要，绝无仅有的强迫品牌传媒。
转型背后的“钱途”
广东某市号码百事通的业务代理刘勇有1个小灵通、2个手机，24小时开机。忙时，电话5分钟响一次。他每天对不同的老板说着同样的话：“那么先进的生产线没人知道，真是可惜了”；“花点小钱，在‘114号百’做广告，说不定会有另一番天地”；“投Baidu不合算，点击一次就得3毛钱；电视和报纸的广告费更是天价……”
“现在是商业社会，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刘勇说。今年，部门要完成3000多万的业务量。偶尔刘勇会为上司下达的指标头疼，但他很快开导自己，“起步阶段会累些。”
中国通信业发展到3G时代，各大固话电信商赖以生计的原始产业一路蜗行。2005年，中国电信固话收入首次减少，一场“自主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在各地巡回的座谈会上，当过海军代理轮机长的中国电信总经理王晓初一次次扬起左手表示：“中国电信要完成从传统基础运营商到综合信息提供商的转型。”
这项变“拉电线”为“做服务”的重大决策，成为中国电信商业生涯的拐点。话费、广告服务费的双向收入模式，挖掘出114的无尽“钱途”。据诺盛电信咨询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号码百事通用户端的收入只占5%，另外95%来自企业客户端。同期，中国电信实现了134.8亿元的盈利，其中增值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五成多。
尽管中国移动在2005年底也推出类似的“移动万事通”，试图与114叫板，但收效甚微。114这个三位数的特服号码，以无可比拟的亲和力成为市场上最大的卖点。中国电信的另一个114——宽带接入中的114搜索引擎推出半年后，全国日均搜索量突破4000万，与百度、Google一起成为国内搜索市场前三名。
同时，114搜索引擎跃居网络“十大流氓软件”之首。“博客中国”的创始人方兴东在其博客被114“劫持”后得知：很多省市的电信公司为了提升增值服务、增大网页流量，设置了一个“灰名单”——按照动态抽样的方式，把用户浏览比较多的网页跳转到电信相关的业务页面。几乎所有大型网站都有幸被“抽中”。
“本来公信力就有限，这样就更弱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说。但在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一切似乎没有退路。阚凯力称，国外的查号台1980年代就开始了类似的商业活动，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熟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取代这种模式。
电信业垄断的又一个延伸？
“优先绝对不应该，这笔收费也不符合《价格法》。”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经济法的教授吴宏伟认为，114“自主创新”的行为，是自然垄断和国家垄断的产物。
2001年11月，中国电信拆分为南方21省的中国电信和北方10省的中国网通，查号台也由此跨江而治。在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内的电信“5+1”格局下，非主导的电信企业也另起炉灶，设置了自己的查号台。比如在黑龙江大庆，由于电信、网通、铁通、石油和石化五大固话运营商并存，该地的固话查号台超过了14个。
114的定位从此尴尬。悠久的历史赋予它“一统天下”的查号使命；而硝烟弥漫的市场上，它又担当着主导运营商的武器，频频抵抗外来进攻。在114，一些明明对外公开的单位电话，被称为“号码保密”，或“查无此号”，隶属铁通的火车站电话也未能逃过此劫。
2004年5月，国家信息产业部下文确定：114为全国统一查号电话，由各大电信企业共享。现阶段，采取114的执掌者为其他运营商代理查号的形式。
但四川某地电信负责人称，铁通和网通都不情愿交出号码资源，担心它们成了“后娘养的孩子”。另一方面，114也不肯为对手构筑查号平台，拱手出让日渐萎缩的固话市场。所以，直到2007年4月，在网通执掌114的辽宁锦州，电信的一切号码都没有登记。
各大电信企业在信产部的协调下，数次协商此事，但无结果。一位专家称，“114原来的定位是免费公益，搞‘一号通’；现在涉及到多方利益，是不是该几家企业一起搞，这是个问题。”
事实上，在查号中引入竞争并未给居民带来方便。比如2002年，英国电信管制机构决定取消统一查号台192，并将号码查询业务的接入号改为160XXX，80多个电信公司分配到了这个权力。竞争的结果是，你想拨打查号台，还得先找到号码黄页。
“在这些垄断的行业里，国家作为所有权和政权执掌者，关键在于如何来管理，如何来改善经营服务。”吴宏伟说，“如果能设立一个全国人民都信任的公益114，这是政府最好的节约资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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