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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四年级学生李国民不久前参加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了他人生到目前最大一笔投资：郑州一家企业打算把他的参赛项目“太阳能电池-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移动电源系统”推向产业化，预计投资1200万元。
“挑战杯”自1989年创办以来，激发了数百万大学生参与者的创造热情。“挑战杯”在教育领域探索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经验，也向当前教育体制提出了新要求。
宽容失败
李国民的项目最初其实没能入围代表河南省参加“挑战杯”全国决赛名单。后来有专家坚持认为它实用性强，给它发了“特别通行证”才参赛。指导教师贾晓林教授说：“如果不是宽容，这个系统也许就锁在实验室里了。”
郑州大学团委书记厉励说，创新是“在看不见曙光的黑暗中摸索”，成功与失败可能性并存。除了创新者自身永不言败，还需要培育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和群体心态。
盛锦飞是南开大学研一学生。从大二起他就参加学校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一开始报的题目是‘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到学院这一关就被刷了下来。但系里资助他1500元去农村搞调研。
“现在看来题目太大太空泛，但当时特别想搞研究，就拿着系里的钱去农村调研。结果可想而知，什么都没做出来。”回顾过去，盛锦飞充满感慨，“我们没有气馁，在这次调研基础上，大三又确定了‘社区银行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前景分析’。这一课题参加学校创新竞赛，得了特等奖，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被保送上了研究生。”
盛锦飞特别感谢当时的系主任何自力老师，他说：“明知我们会失败，还是鼓励我们，培养了我们对科研创新的兴趣，这会让我终生受益。”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振耀讲了一个小故事：瑞士一所大学曾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过去二十年来，这所学校每年有一到两亿元基金用于资助那些“任何评审都过不了关”的申请者。“也许一百个项目里最终只有一两个成功，但可能这一两个就是非凡的突破”。
郑振耀说，并非所有创新都能成功，也并非所有计划都能推动创新。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营造宽松的氛围。同时，创新具有不可预见性，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像听一门课那样直接学会，它没有捷径，只能培养、引导。
思想自由
在今年“挑战杯”论坛上，《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提出，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解决教育问题。他说：“教育制度中没有思想自由，‘中国创造’就会更加困难。”
青年科学家、企业家邓中翰是“挑战杯”竞赛走出的代表人物。他头顶上有众多“光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过去十六年里，他曾在一些知名企业任职，1999年回国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占领世界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六成以上市场份额。
“挑战”在邓中翰看来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在学习中敢不敢挑战知识和技术；二是在人生路上能不能突破自我，“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邓中翰说，他特别感谢母校中国科技大学给了他自由发展的空间。“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学习、我们已经熟识的模式反问：到底怎样能培养出勇于创新的人才？”
在他看来，良好的教育是让学生从孩提时就学会创新。而中国当前教育遵循教学规矩，学生从少儿时代就被约束在课堂里，备战各种考试，缺少自由思考空间。
从事三十多年教育事业的郑振耀认为，良好的教育体系、师资配备，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平衡，在大学里很重要，否则不容易涌现具有开拓性思维的人才。教育要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思维方法，也要给他们相当的学术自由。
他举例说，现在从小学到研究生，基本是大班授课，没有时间真正交流，听取相互的心得感受，老师就是灌输。事实上，一个小组十个人左右，可以把问题讨论很深，能比较好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在教育中无可替代的。
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大四女生胡雅婷，最近完成了一项关于超导技术中核心器件约瑟夫森结及其相关电路中复杂的混沌行为超导电路器件研究，、一共发表了8篇论文。不久前上海召开的2007非线性动力学国际会议邀请她作分组讨论会主席，并做论文宣讲。
胡雅婷说：“我对科学研究有兴趣，系里的老师鼓励我，在本科时我就能进老师的实验室，到各课题组看老师做实验，最后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要感谢学校和教师，是他们给我打开了科学王国之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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